|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难忘的战斗》没有像《创业》和《海霞》那样因受到迫害而通过告“御状”产生巨大影响,也不像《闪闪的红星》因受到江青的喜爱而享有好的待遇,这部影片的优秀或许是因为导演汤晓丹,他能在“文革”的时代氛围中找到极端和平庸之间的平衡。不少观众对达式常扮演的英雄副团长田文中印象深刻。
策划:本报娱乐新闻部
学术顾问:陈山、郝建、陆弘石
电影笔记
艺术苍白时代的一点色彩
30年后再看《难忘的战斗》,一些早已忘掉的东西又很熟悉地感受到了,虽然人对经历过的事情自然会具有一种理性的态度和一种将时间浓缩的居高临下的视点,但自己亲历时的感受往往会伴随永远。我奇怪地发现,看这部影片时仍能有不少初见似的新鲜感和某种认同感,这让我欣喜。
拍摄于“文革”后期的这部影片保持了当时其他一些影片的共同特点,比如说对阶级斗争的阐释。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没有这个主题是不可能的。但人们似乎对“文革”中那种令人反感的打击一大片式的斗争方式有意识回避,而多采用战争题材来表现阶级斗争,树立革命历史英雄形象。
在战争年代,敌人是容易区分的,即使像这部影片中那样在一个革命队伍中隐藏的阶级敌人,也很容易把他们挖出来,当然也付出了一定代价。比如对革命战争和英雄精神的抒情化表达方式,也具有极大的类型性。江青在看完《闪闪的红星》,高呼“得宝了”,原因就是在片中有一些风景如画的空镜头和过渡性段落,再加上非常抒情的主题歌和插曲。《难忘的战斗》里也是这样,南方的自然风光和有特色的城镇环境为影片视觉上增添了很大色彩。也加入了一段主题歌,成为后来人们传唱的诸多电影主题歌和插曲中的一支。这种主题歌、插曲配优美的抒情画面,成为这个时候新拍摄的电影的一个不可少的惯例。“文革”时艺术表现的贫乏,使得人们对这一点点的抒情和美感爱不释手,这反映了当时电影表现的一些变化。当时这些影片里的歌曲在艺术美感上虽是一时之选,但是在人们心中却广为流传。
《难忘的战斗》在当时电影作品中应该说是比较优秀也比较幸运的一部,它没有像《创业》和《海霞》那样因受到迫害而通过告“御状”产生巨大的影响,也不像《闪闪的红星》因受到江青的喜爱而享有好的待遇。这部影片的优秀或许是因为它的导演是汤晓丹。
这样说不是一种“宿命”的说法,而是因为汤晓丹虽然总是不事张扬,但他的作品具有天然的韵味,不论什么题材的作品在他手里总能让人感到踏实厚重的品质。在“文革”的时代氛围中,他不能产生文化的超越,但他能做到在敏感和细腻中,找到极端和平庸之间的平衡。
这部影片具有一定惊险类型片的样式特点,而这个特点隐藏在阶级斗争和巩固政权的主导情节下,于是就在情节和题材的一般化中表达出了电影处理上的精心与精致。这部影片当时最让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它没有让情节中所有的敌人在影片结束时被全部一网打尽,而是让一个最隐蔽的敌人漏了网,杀害警卫员的秤砣成为拿在解放军指挥员手里的一个悬念。与现在一些惊险类型影片不同的是,影片已经告诉人们敌人是谁了,只是剧中人还不知道。这种处理方法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这对当时电影创作来说十分新奇,也十分可贵。
高小健(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
上海,在上世纪20-40年代曾经是中国电影的重镇,多少经典影片诞生于此。新中国成立后,北影、长影及八一厂的纷纷成立使得中国电影的重心逐渐由南向北转移,比起这些电影厂红红火火的拍片场面,上海电影逐渐消沉和暗淡下来,尤以“文革”十年最甚。
或许是积蓄甚久,或许是1974年八一厂出品的电影《闪闪的红星》放映之后,涌向电影院的人群以及观众们的激情和冲动使得上影厂看到了优秀故事片对于观众永恒的感召力。1976年由汤晓丹、天然、于本正导演的《难忘的战斗》因其制作精良、情节跌宕起伏、演员表演精彩,影片公映后观众好评如潮。凭借该片获得了上到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下到普通观众的关注,沉默已久的上海电影在“文革”即将结束之时,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影片讲述的是1949年解放后的江南小城,到处都是潜伏的特务、隐藏的内奸和无恶不作的土匪,副团长田文中率队员发动群众,粉碎敌人阴谋。这部影片是导演汤晓丹继重拍《渡江侦察记》(1974年)后,“文革”时期的第二部作品,与受江青指令要求重拍自己将近20年前的经典之作的不快心理迥异的是,汤晓丹坦言自己对《难忘的战斗》的喜爱。
因“秤砣”细节打入冷宫
拍摄该片时依然是“四人帮”在掌权,汤晓丹到摄制组的第一天,厂党委书记就对几位主创人员明确表示“质量不好,要追查汤晓丹的责任”,剧组只好咬紧牙关拼命干,虽然翻来覆去地折腾修改,总算顺利通过,在1976年春节上映。
当时的观众对影片反映非常好,影片却在忽然间销声匿迹,原因是什么?后来上海电影局的老局长透露给导演:“有人说《难忘的战斗》结尾有秤砣细节,正好我们的领袖人物中有人小时候的爱称就是‘秤砣’,所以不能再放。”广受好评的《难忘的战斗》莫名其妙被打入冷宫,汤晓丹曾再三请求上影领导翻一个录像带给他,证实其自有看法,再回过头来看时甚至发现某些具体情节与其在上世纪30年代香港摄制的“抗日三部曲”中的《民族的吼声》相近,所以格外亲切。
毛主席看后泪如泉涌
或许很少有人知道这部放映不久即遭停映的影片曾经令病中的毛主席感动得泪如泉涌。这是汤晓丹导演的夫人蓝为洁女士多年以后从作家权延赤写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书中看到的,毛主席在当年的春节在中南海看过《难忘的战斗》,其中有这样的描述:电影演到人民解放军入城受到群众无比热烈的欢迎时,毛泽东问吴旭君,“那次欢迎的学生里有你吗?”吴旭君是上海学生,毛主席是知道的。当年她确实在欢迎的人群之列,她说不出话,只是流着眼泪点头。此时,毛主席泪如泉涌,再也无法控制,会场哭成一片,不等电影结束,医务人员赶紧把主席抬走了……蓝为洁女士曾把这段描述给当时年近八旬的汤晓丹看,没想到老导演也同样泪流满面。
“英雄”达式常与“叛徒”焦晃
这部影片受欢迎的原因,除了剧情的扣人心弦外,上影厂的老中青男星出演也是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其中不仅有活跃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影剧坛的老牌男星白穆和顾也鲁,还有许多日后成为影视剧中坚力量的年轻一代。
不少观众对影片中那个眉青目秀的英雄副团长田文中印象深刻,也会从此记下这个特殊的名字———达式常。他在19岁时考上上海电影专科学校表演系,后来进入上影厂,1964年参演了其电影生涯中第一个重要作品《年青的一代》,被选入《难忘的战斗》是他第一次演军人,为了学骑马,多次从马背上摔下受伤。80年代因《燕归来》、《人到中年》、《谭嗣同》等片大红大紫。正如上海女作家程乃珊所写“达式常的城市雅痞,在一片革命口号中如奇花异葩,让人惊喜了一阵,可又匆匆投入‘难忘的战斗’中去了。”在《难忘的战斗》中叛徒刘志仁副局长的扮演者就是最近因电视剧《汉武大帝》广受关注的焦晃,这是他至今不愿意多提及和回忆的角色。焦晃回忆说,“当时出演这个电影是我最不顺的时候,所以后来从不愿谈这个角色,因为那时搞‘三突出’,而我感觉自己是三不突出,是贴个标签跟着瞎搞,但是当时之所以要演这个人物主要觉得他还是个活人。其实自己并不愿意演,因为觉得自己并不是那样的人。”但是这个刘副局长还是给观众留下很深的印象。
整理:本报记者张悦(部分文字整理自蓝为洁女士相赠《汤晓丹的电影道路》)
链接
1949年-1977年:上影的转型与惨淡
2004年11月16日,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55周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电影企业作为新兴艺术生产力的载体,也成为国家机器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被纳入国营体制中。
从1949年到1966年“文革”前夕,在革命话语对都市传统、民间话语的改写中,共和国电影起航了。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所拍的电影多由三四十年代传统都市市民生活题材为主的影片改变为《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等乡村题材或革命历史、军事题材占主流的作品。见证新中国电影走过了“既有为新生活的成长不惜吐出肺腑的热切,又有在频率极高、震幅极大的数次政治运动之后代替狂想与诗情的沉寂与无奈”的辉煌而又惨淡的十七年。
1966年“文革”开始,上海电影顷刻间遭遇空前的浩劫。“文革”十年,上影摄制的影片除了1976年《难忘的战斗》受到观众欢迎外,样板戏电影《白毛女》和其他故事片、戏曲片绝大多数受“三突出”模式的束缚,从内容到形式均无可取之处。直到“文革”之后,上影再度起飞,1977年到1987年,又迎来了长达十年的辉煌时代。
整理:张悦、010-63190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