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饥饿时代的饕餮盛宴(组图)_影音娱乐

影像饥饿时代的饕餮盛宴(组图)



http://ent.sina.com.cn 2005年02月03日09:43 新京报

　　第154期：上世纪70年代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译制片广受欢迎

　　策划：本报娱乐新闻部学术顾问：陈山、郝建、陆弘石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悲剧《卖花姑娘》公映时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轰动，整场电影在放映过程中，观众在苦难和压抑的极致渲染下泪眼滂沱，以今天的眼光看可以被称做是“超级催泪电影”。

　　东影翻译配音了前苏联的《普通一兵》，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一种颇有特色的电影文化。图为译配《普通一兵》的工作人员合影。

《宁死不屈》中的米拉，曾经使许多中国少年倾倒。

《第八个是铜像》中用铜像代表千千万万个游击队勇士。

越南影片《琛姑娘的松林》在当时观众反响很好。

　　新中国对于外国电影的翻译可以上溯到1949年在长春翻译的前苏联电影《普通一兵》。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新中国对于译制外国电影一直很重视，但是这项让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事业在“文革”时全面停顿下来，长影译制片厂和上海译制片分厂直到1969年才重新开始故事片的译制工作。除了50年代从前苏联进口的一批电影外，主要译制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

　　因为“文革”时期电影题材的贫乏，中国观众几乎不可能在银幕上看到外国人的形象。因此，当这些国家的电影陆续引进时，中国的电影观众抱着无比的热情和好奇去接纳、谈论它们。正是这些电影曾经如此深刻地影响过一代人，它们就像是那个影像饥饿时代的饕餮盛宴。

　　回眸

　　关于译制片的“打油诗”

　　虽然都是译制片，但是这些外来影片由于文化背景、审美情趣和地域习俗的不同，也构成了它们各自独特的表述方式、叙事方式以及语言方式。以至在当时人们总结出四句打油诗一样的评语，并广为流传。

　　“朝鲜电影哭哭笑笑”

　　在这些国家的电影中朝鲜的故事片是上映最多的，给人印象深刻的有《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看不见的战线》、《金姬和银姬的故事》等。这些影片涉及的题材与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电影的主题刚好构成一种微妙的对应关系。

　　《鲜花盛开的村庄》是轻喜剧，有一个经典情节：母亲为孩子找对象，拿一张姑娘的照片对小伙子说，这个姑娘非常能干，一年能挣600个工分。这时电影给照片来了个特写，只见是一个很胖的女子，全电影院的观众不禁大笑起来，有不少人笑得流出眼泪。很长时间里，人们把体胖的年轻女子戏称为“600工分”。悲剧《卖花姑娘》和《金姬和银姬的故事》公映时更引起全国范围内的轰动，整场电影在放映的全过程中，观众在苦难和压抑的极致渲染下泪眼滂沱，如果从今天的眼光看可以被称做是“超级催泪电影”。朝鲜电影从那时开始就已经很有意识地运用影像上的感官刺激直接作用于观众的神经。

　　“越南电影飞机大炮”越南的每一部影片都少不了越南大炮在怒吼和美国飞机在轰炸，大地到处是一片火海焦土。但比起其他几个国家，“文革”中放映的越南电影并不算多。《森林之火》、《琛姑娘的松林》、《阿福》等片观众反响都很好。

　　“越南电影飞机大炮”其实更多是指当时越南的战争纪录片。有一部长纪录片《铜墙铁壁的永宁》，讲的是永宁地区长期遭受美军的狂轰滥炸，但始终没有垮下，人们在地道里生活，坚持战斗。完全是实录，拍摄时许多摄影师殉职。这些在战火中潜行的电影激荡起当时很多年轻人的英雄主义精神，并深深敬佩越南人民的坚强意志。

　　“阿尔巴尼亚电影没头没脑”

　　阿尔巴尼亚电影多以情节紧张动作感强的战斗故事片为主，主要有《海岸风雷》、《第八个是铜像》和《宁死不屈》。其中《海岸风雷》、《宁死不屈》是描写阿尔巴尼亚人民抵抗意、德法西斯占领的故事。特别是《宁死不屈》，讲述一个女中学生从同情、理解抵抗斗争到参加抵抗斗争直到英勇牺牲的故事，其中有她和男游击队员的爱情。

　　当时那个叫米拉的姑娘，曾经使许多中国少年倾倒。

　　“阿尔巴尼亚电影没头没脑”

　　，指的是阿尔巴尼亚电影在叙事风格上与我们传统的线性叙事不同，更多表现为影像表述方式，因此会有上下脱节的感觉。民间还有一个说法是由于影片删节过多造成前后表达不完整。其中以《第八个是铜像》为甚。

　　影片讲了七个游击队员的故事。从名字上看，它应当讲八个人的故事，但电影里没有第八个。第八个是谁呢？第八个是铜像。电影是想用铜像代表千千万万个没有在电影里出现的游击队勇士。

　　“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

　　当时所有外国片中，罗马尼亚电影在表现男女关系和亲热场面上比较大胆暴露。在中国当时极端禁欲主义盛行的年代，简直是破天荒的。实际上这个评价主要是针对一部罗马尼亚电影来说的，即《多瑙河之波》。这部电影在中国的影响与其艺术质量和商业性关系都不大，它把一个爱情故事自然地与反法西斯的斗争故事交织在一起。最主要的是其中一场男女主角亲热搂抱的戏，实际上那场戏并没有超过任何国家对于电影中情爱镜头的道德标准，但还是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窃窃私语和惊喜交加的景象。

　　值得玩味的一点是，因为当时的电影杂志上刊登许多剧照，大都市的年轻女性拍照的时候喜欢拿一本刊登有罗马尼亚或阿尔巴尼亚演员剧照的电影杂志。

　　可见，在当时，东欧男子轮廓分明的脸庞是多么时髦的标志符号。

　　整理：本报记者张悦

　　钩沉

　　长影译制片厂：译制电影的摇篮

　　中国的电影译制事业起源于长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电影制片厂（“长影”的前身）翻译配音了前苏联的一部影片《普通一兵》，从此中国电影史上开创了这样一种颇有中国特色的电影文化。1950年，中国电影的重镇上海也开始成立电影译制片工作小组，开始译制一些前苏联电影，直至1959年正式成立电影译制厂，即上海电影译制片分厂。

　　正因为长春被认为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当时的历史条件与政治环境使然，在我国放映的前苏联、东欧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特别是一些与领袖相关的影片，基本都是长影译制的。长影也因此出现了孙敖、陈汝斌等声音浑厚、风格稳健，擅长配领袖人物的优秀男配音演员，还有向隽殊等拥有柔和声音而感情丰沛、吐字讲究的女配音演员。

　　但是限于当时的政治条件与地域特点，长影的译制片一直带有一股抹不去的中国气息，因此在译制一批与中国国家制度或人文文化比较接近的影片时，译制的效果往往不错，但是过于正统和东方的翻译和配音则往往难以胜任欧美大多数影片的译制。相比之下，另一个译制片基地———上海电影译制片分厂则更为全面。

　　整理：张悦

　　电影笔记

　　我们那时候看到的电影

　　常演反派的方化最后一部戏可能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和以往的内阴相比，这次显然更为道貌岸然。他正襟危坐于礼堂前台看一部需要用批判眼光去看才能排毒的影片，谁料，被马小军一伙少年扫了他老人家的雅兴。那就是传说中的内参片，我也看过几部，全是宣扬日本军国主义的，什么《军阀》、《山本五十六》之类的。全然没有方化老先生看的那般香艳。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主要还是看样板戏，偶尔听说有一部故事片，就能把人兴奋得像是过年时吃上了猪头肉，倘若是国外的，那就真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节日。

　　去年看的《巴尔扎克和小裁缝》里也描述到这一盛况，两个青年把他们在县城上看到的《卖花姑娘》，仅绘声绘色地复述一遍，就足够让乡里乡亲们把眼睛和嘴巴一起张大了。中国人对苦情戏素来偏爱，《卖花姑娘》也成为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影片。在阶级仇恨之余，人物命运无止境的悲凉也甚合当时国人的心境，为金姬配音的向隽殊后来成为长春电影译制片厂的当家花旦。那时还有一部叫《看不见的战线》的电影，讲的是朝韩之间的间谍战，现在看来，是无法和《生死谍变》相比了。近年来，韩国电影有愈演愈烈之势，而朝鲜电影大概有10几年没有见到了。何止是朝鲜电影，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如阿尔巴利亚、罗马利亚的电影这几年无论是影院还是碟市都没了踪影，有的话也是经典怀旧，如《永垂不朽》、《宁死不屈》、《爆炸》之类的。在当时，是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如今的新新人类，再看时，怕也很难提起精神。

　　前苏联作为响当当的电影大国，人们对它的兴趣倒一直没断过。只是最热的还是流亡海外的塔尔科夫斯基。70年代，前苏联新浪潮电影的初啼之作，格利高里·丘赫莱依的《第四十一》已经由上海译制厂译制完成，当时为争角色，上译内部还相当热闹。结果由我国配音大师邱岳峰为那位英俊而容易伤感的白军军官代言，邱岳峰已故去，而这部影片再也没有通过大银幕与国人会晤，其中内因，现仍不详。格利高里·丘赫莱依之子巴维尔·丘赫莱依的《小偷》在碟市上还算卖得火爆。至于南斯拉夫，《桥》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这类的影片是再也看不到了，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摇滚青年库斯图里卡在那儿爆笑疯闹，大开历史和政治的玩笑。

　　还是回到前面那个话题，也就是内参片。人们在“文革”后看到的《简爱》和《冷酷的心》等外国影片，早在“文革”前就译制完毕。应该说，“文革”后，这类影片中或轻或重的小资情调为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功能。那个年代，看西方世界的电影，是种特权，甚至是种身份的象征。送张内参电影票，是种尊贵的人情，有时也是种隐隐的贿赂。

　　影评人戴锦华和导演陈国星都谈到80年代初看西方电影时，内心所受到的巨大震动。戴锦华说她的人生观经受了一次规模不小的轰炸。对中国大多数影迷而言，这场轰炸，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事情，应该也不算太晚。

　　南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