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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多年，崔健的新专辑《给你一点颜色》终于即将在3月底由京文唱片推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崔健表示，他在制作这张专辑的过程中发现了音乐的更多可能性，他用三种颜色代表了专辑的三种风格。同时他也坦言，也许听众会对三种风格混在一起接受不了，因为给人的感觉好像不是一个人做的。
专辑中很多作品是1999年前完成的
记者(以下简称“记”)：距离你的上张专辑已经六年过去了，这么长时间才推出新专辑，是不是你太低产了？
崔健(以下简称“崔”)：如果说作品，确实是低产，但我的工作量却是高产，通过研究和对所有设备的控制，我发现了音乐的更多可能性，时间主要花在这上面了。其实这张专辑在去年就完成了，其中很多作品是1999年之前完成的。
记：为什么说你的工作量高产？你一个人做了很多人的活儿？
崔：我最强调的是坚持独立创作，这体现在家庭制作，包括录音上。虽然我知道我在录音上犯了很多错误，我曾经认为我不能自己干完的事，我干完了，我有这样的成就感；但在客观上，我不赞同大家都按照这样的方法去做事，也许不该全是我做的事。从事创作，其实是很累的事，人们想创作的欲望是和其他人合作完成这样的事，但我正好有条件和时间去做这样的事。其中这种家庭制作从第四张《无能的力量》就开始了，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我作为工程师的时候比作为音乐人的时候更多，技术上也更加完善。
这张专辑一般听众受不了
记：这张专辑和以前几张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什么？
崔：更多元化、更独立、更整体。我现在听一种类型的音乐最多一次听三首，再多就受不了。我这张专辑有三种颜色——红、黄、蓝，但用一条线穿起来。我认为这三种风格一般的听众听了受不了，或者说听流行歌的受不了摇滚，听摇滚的受不了流行。我这张专辑有流行的、摇滚的、电子的和HIP-HOP音乐等等。这么多元化，感觉我这张专辑不像一个人做的，我也没听过这样的专辑。
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崔：我认为我是什么样的音乐都可以去创作，我觉得音乐只有两种：好音乐和坏音乐。
记：那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从第一张到第五张专辑中始终贯穿的？
崔：我觉得要有肯定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与其说是坚持，还不如说我没有必要完全去改变。
记：你说新专辑的主题分成红、黄、蓝三种，但蓝色似乎是最重要的？
崔：对。《蓝色骨头》可以说是这张专辑的主题歌。
我反对颓废的生活方式
记：这次在制作上有没有突破性的工作？
崔：这个我不敢说，只能说是结合性的。把本土的东西，现在的电子音乐，现在的流行音乐相结合；把电子的音色，和中国当下的情感相结合。音色上也有些变化，有些人可能不喜欢，因为掺杂了一些中国传统的东西，会让一些玩时髦的人说这种东西不时髦，实际上这是我的一个意图。为什么要把电子这种现代的音乐形式和农村的嫁接起来，就是因为中国还不是电子音乐时代，越是电子东西越是朴实的，越是格格不入的那种精神，作为一种张力，农村包围城市。我音乐里面有一点东西，我从来都提倡乐观精神，我反对向下的、颓废的生活方式。
记：电子在你的音乐里意味着什么？
崔：做电子音乐不是我的全部风格，完全西化了，会有飘移感，我的感觉就变得在纯音乐立场上了。我只是以电子音乐的技术做音乐的基础，但也并不都是传统音乐的声音，还有非乐器的声音，包括车的声音，城市各种喧嚣的噪音。城市生活状态和农村不是一样的，生活状态是非常机械性的，同时还有一个灵魂的呼声。比如《城市船夫》这首歌，有人评价是在理性的框架里面尽情地撒野，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城市船夫”，面对命运都得试试逆水行舟，都得忍耐，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
玩电子设备像玩电子游戏
记：刚才你说你做工程师的部分更多，那你觉得做工程师更快乐还是做艺术家更快乐？
崔：其实工程师他也有很大的创造性，就和开车一样，你喜欢开那种东西，你喜欢玩那种东西，你的兴趣就来了。这几年我没玩电子游戏，但一有这种东西(指电子音乐设备)，让我又有了玩电子游戏的感觉，这种快感有成人游戏的味道，又有成人游戏所不能满足的东西，提升到比较庄重的东西。玩电子游戏不能玩到灵魂出窍，做音乐就可以。孩子在家时，她在那边房间睡觉，我在这边工作室工作，是非常舒服的感觉。实际上我经常能在家里呆得住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被这些设备所吸引。一碰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抓耳挠腮的，一出现这种设备问题，对我来说是非常需要时间去投入解决的。每次发现你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时候，你发现自己就不会恨这种东西。我现在就有点晕，还有更好的设备等着我让我去玩，我可以自豪地说，现代音乐作曲方法我基本上都了解了。
记：你不再需要传统的方法了？
崔：我只能这样说，在做音乐时尽可能融入传统的东西，不能说我的音乐里面完全没有传统的。
我不做悲观的死亡金属
记：人们都很欣赏你的歌词，你自己觉得歌词和音乐哪个更重要？
崔：音乐上给我带来的灵感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不是看书的人，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扎在音乐里面。音乐表现形式上不如成天看书的人那样流畅，音乐能帮助我带来一种悟性，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我在音乐里面找到那种生命的理解、情感的理解，都是在一个音符里，它所给我的力量是任何东西所不能给的。真正刺激到我生理上的、心灵上的，能够让我补充体力，如看一部好电影、一本好书，能带给你兴奋感，有更多的想像力，更多地理性面对未来的一些东西，但音乐直接就能补充身体里面的能量，让你面对现实。当我录制非常好的音乐时，本身也是一种放松补充。
记：你对哪个花费精力多？
崔：实际上我在音乐上花费的时间要比歌词上花费的时间多得多。我听自己音乐的时候，有可能爱钻牛角尖儿，就是不断地在音乐里面找刺激，去发现去创造刺激。这种微小的变化可能有点苛刻，很多人看来是不重要的，很多人都不会太在乎我做的这些细小的工作。歌词更多的是使之更音乐化一些，怎么让它更好听，把词位置改换，放什么样感觉的字更好听，还包括口音的选择，让语言好听，还是为了音乐性，完了再调整词和字。
记：从《一无所有》到现在，你的音乐自始至终非常乐观，积极的状态几乎弥漫在每一首歌里面，为什么？
崔：这是音乐给我的，如果我不是做音乐，是专门写词的，我早就趴下了。音乐本身是非常快乐的，我从不做那种悲观性的死亡金属。
信报记者 唐峥／文 陆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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