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代在北海“读书”(图)_影音娱乐

第四代在北海“读书”(图)



http://ent.sina.com.cn 2005年03月29日17:54 新京报

　　第四代登场之1980年谢飞、郑洞天、张暖忻等成立“北海读书会”

　　郑洞天：我们也要对电影说话

　　我们这批人在独立执导影片之前，绝大多数人都有将近20年的专业准备，大多是在“文革”前或接近“文革”时从电影学院毕业，正雄心勃勃地准备创作时，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冻结了最宝贵的艺术青春期。

　　“文革”刚刚结束，各电影厂的状况也大多如此，让老导演带年轻导演。这主要出于两种考虑，一方面是让老导演复出拍片，另一方面同时扶持年轻人，所以“双导演”是当时最实际的方式。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由两个年轻导演合作拍片，比如滕文骥、吴天明合导《生活的颤音》。“双导演”使得我们这帮年轻导演有机会开始取得“话语权”，我们积蓄了这么久也要对电影说话。

　　“北海读书会”是无形中的风气大家是在讨论电影为什么选择“读书会”这个名字？是因为很喜欢“读书会”宽松的氛围，以前曾有一个以创作人员为主的“翠明庄读书会”，就是周总理倡导下的开诚布公地谈论电影的聚会，其实“北海读书会”也是一批刚刚出来的年轻人，以“松散联邦”的方式来谈论电影艺术。“北海读书会”的形式延续时间不长，到后来转化为我们这批导演中有谁开拍新作除了到北京来把剧本拿到电影局送审，在筹备期就聚在一起商量、出主意。那时我们这批人的电影多由文学作品改编，而小说大家都看过，甚至找作者一起来聊，从筹备到开拍到拍完后的作品多是大家一起跟过来的，虽然“北海读书会”形式不存在了，但那种无形中的风气却一直延续到80年代后期。

　　整个时代气候造就的思想解放“第四代”导演与文学界的关系非常好，像张贤亮、刘心武都与电影界的人很熟。而80年代也正是中国文化各界复兴的时期，那种蓬勃的精神是跨行、跨界的，许多新观念之间相互滋养，从一个领域出来的新观念在其他领域几乎都是“一呼百应”，这是整个时代气候造就的思想解放。

　　整个大环境造就电影理论空前繁荣与活跃，非常注重“理论滋养灵感”。拍电影的用功程度是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的，我们是把电影当作学问去做，而现在首先强调的是电影市场化。回想到“第四代”后来气势退却一个是因为功成名就后各自为战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被“第五代”压下去了。

　　回想起来应该是在1987年《红高粱》出来前支撑了一个时期，从城市关注到农村再到写人，各种题材也都做了尝试。我写过文章叫做《仅仅七年》也就是指这段时间。

　　第四代与第五代是朋友特别有意思的是“第五代”与“第四代”的关系并不是想象中代际更替之间的残酷，而是相当程度上的容纳。当时《沙鸥》、《邻居》初剪的片子在电影学院放，当时还在校学习的学生们（指“第五代”）是很支持这个过程的，他们也很受感染。而我们（指“第四代”与“第五代”）之间也是朋友，他们走出校门后第一批影片出来，我们同样兴奋，同样为他们摇旗呐喊。这种感觉特别重要，“我”的概念很少，虽然暗中也会较劲、比赛，但是看别人拍了好片出来，是非常兴奋的，认为那会是中国电影前进的一部分。所以我说那是精神领域最好的时期。

　　口述：郑洞天（“北海读书会”参与者之一，《邻居》、《鸳鸯楼》等片导演，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采写：本报记者张悦

　　谢飞：特别自然状态下的电影人聚会

　　从时间上来讲应该是1979年末电影局的电影创作会议，十年“文革”后大家开始重新在电影创作上有一些收获，人员主要就是“第三代”和“第四代”电影人，大家聚在一起都很高兴。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第三代”导演李俊拍出了影片《归心似箭》，当时大家对这部片子的反响都非常好，同时还有一些老导演的很有分量的作品出来。

　　而年轻一代也有片子出来了，从时间来讲十年没有好好拍故事片了，很多电影厂有点“青黄不接”。而我们这批人是“文革”前上电影学院的，出来后应该跟着老导演做八年左右副手，可是“文革”期间根本没有机会做副导演，没当过徒弟就想马上做导演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1979年《小花》、《生活的颤音》、《苦恼人的笑》等影片已经拍摄完成，大家都很兴奋，像提出“电影语言现代化”的电影学院老师张暖忻当时还没有拍《沙鸥》，她那时是《李四光》的剧作者。

　　记得在这次会上年轻导演的探索令大家眼前一亮，《生活的颤音》中对于音乐的使用，《小花》中黑白和彩色的转换以及《苦恼人的笑》中闪回的时空把握实际上都是比较超前的。老一辈导演中张骏祥提出“要增加电影作品的文学价值”，我们当时对他的观点有些抵触，好像在说像《小花》、《苦恼人的笑》这些影片都只是在形式上玩花样，内容不够结实。我们当时有些赌气，认为电影应该创新。印象中后来这种全国性的导演交流会在80年代每年都要开一次，一个是能够看到很多国产新片，另一个是大家可以交流，还可以看到一些很难看到的片子，比如李行、白景瑞拍的一些琼瑶片，还有不少外国片，真是开阔视野。在会议间歇，老导演他们有自己的聚会，我们就觉得同样我们也可以借此机会聚一聚。

　　在会议中间，我们在北海的“仿膳”吃饭并继续讨论电影，因为当时可以开始工作了，就更需要大家相互支持和帮助。当时参与的人员主要是电影学院、北影厂和上影厂大约十几个人，记得当时还在“荣宝斋”特制的古式纸折子上写有宣言，“1980年4月5日，时值清明，我们在北海聚会。相约，发扬刻苦学艺的咬牙精神，为我们的民族电影事业做出贡献，志在攀登世界电影高峰。莫道海角天涯远，但肯扬鞭有到时。”大家在写有宣言的折子上签名，在后来的几次聚会上还有新的人参与进来。前后应该有三、四次，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可以说“北海读书会”是在特别自然的情况下自觉组织起来的。

　　口述：谢飞（“北海读书会”参与者之一，《湘女潇潇》、《本命年》、《香魂女》等片导演，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采写：本报记者张悦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这是当时北海读书会部分成员的合影，有韩小磊、章柏青、丁荫楠、谢飞（后排左起）、徐庆东、张暖忻、杨延晋、郑洞天、詹相持（前排左起），他们写下的宣言以及聚会的形式被看作是“第四代导演”群像的写照。

　　第四代导演是一批迟到的耕耘者。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电影创作恢复正常，率先充当传统意识和传统电影最初挑战者的正是他们。

　　谢飞、郑洞天、杨延晋、张暖忻、黄健中、丁荫楠等二三十人成立小沙龙式“北海读书会”，并写下宣言。这被看作是“第四代导演”群像的写照。“第四代”电影人对电影本性的认知和探讨拉开了中国电影新时期的序幕，那个“理论滋养灵感”的时代到如今使人加倍怀念。“第四代登场”将以一个小型专题的形式连续四期介绍郑洞天（《邻居》）、杨延晋（《小街》）、吴贻弓（《城南旧事》）在80年代初期的创作。

　　电影笔记

　　那几年，他们撮饭喝酒读书谈思想

　　时至今日，谢飞、郑洞天、杨延晋、滕文骥、张华勋、丁荫楠这些被笼统地称为“第四代导演”的电影人早就在艺术道路和思想的心路历程上各奔东西，他们有的在探索性的艺术电影的道路上受阻，有的曾经在拍摄商业电影方面显示了才华却因为受到某些精英话语豪杰的唾骂和权威力量的喝令停止，有的早已成为主旋律电影的大师级导演，他们彼此的差异绝不比第五代导演各人之间的差异小。但是，只要跟他们谈起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他们的起家时期，他们都会对那时的自由氛围和自己的“北海读书会”津津乐道。我就听过他们许多故事，许多传闻，这些让我生出了许多会心的笑容和深深的沉思。

　　第四代导演们的“北海读书会”不是组织，也没成为什么协会，只不过就是碰了几次面，吃了几次饭，喝了一点酒，侃了许多大山。我听说，最明确的成果只有一个给上头的呈子，大意也不过就是表示他们应该钻研业务、多为人民拍出好电影、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之类。我估计，实际的意思就是恳求领导给机会让他们拍片。但是，这种朋友聚会、漫无边际的侃山、家庭中的把酒论艺术、学生老师之间的思想擂台赛却是“新时期”的典型场景。在电影界，除了第四代导演的“北海读书会”，至少还有几个客厅是消耗茶、酒，产生思想火花和艺术灵感的去处。钟惦棐老师家的新文化街是一个热点地区，不光成熟的导演经常去，念本科的学生电影爱好者也乱闯，我自己就曾经不请自去。

　　白景晟老师家也是一个思想多发地段。白老师有思想，他在1978年就写了《丢掉戏剧的拐杖》，这篇文章被认为是“标志着新时期电影意识的最初觉醒”。在我看来他1982年写的《给其它创作方法留一席之地》更是引爆了新的理论思考并与他的茶前酒后话一道启示了一些新形态电影的出世。白老师能喝酒，我说他家是思想多发地段是因为人们在这种交流中的收获不仅仅在于正式发表的白纸黑字，还在于酒后茶前的随意放谈。那些意气风发的无序争吵，那些聊天中不经意的嘟囔都能点燃思想的火花。在很多情况下，一个说法发散它的力量要远远早于它形成文字。直到今天，我写东西提到某些有原创性的思路和视点时都要尽量点出其初始的来源，即使对于一些并未形成文字的思想和启示也是这样。我们把这称为“理论版权”。我知道当时经常到白老师家去喝酒、侃山的人至少有拍摄过重要的新形态电影作品《苦恼人的笑》、《小街》的第四代导演杨延晋，有写过《论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的李陀。

　　看那个年代和今天，我明白了许多：不管是艺术创新还是工业造型设计或者电脑软件的革命，都需要巨大的思想的空间，都需要自由遐想的心态，都需要空旷到毫无边际的氛围让精神去放纵地驰骋。回想那时的诗酒现象、艺术潮流，经常使我想起科学上的一个规律：“茶杯精神”。英国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就把喝茶、讨论定为一项学术研究和科学工作的制度。所以，到今天侃大山还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看似没有经济效益然而很好玩的活动。我自己编的第一个短信作品也是以我的母校南师大和南大为素材，那个短信其实也是跟张献民老师吃饭时，他聊出来我整理的。

　　北海读书会只是那时许多“民间思想村落”中的一个。它们都产生在那个让我时常津津乐道，时常心驰神往的20世纪80年代。我时常幻想，恨不能时光倒流20年回到那个80年代去看看。

　　即使到今天，许多艺术创作者和经济工作者都经常说到，那是一个“理论滋养灵感”的年代，那是一个思想上资源十分短缺、说法很幼稚但却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具有着巨大的思想空间的年代。我非常想回到80年代。

　　郝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