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邻居》，再谈分房(图)_影音娱乐

先看《邻居》，再谈分房(图)



http://ent.sina.com.cn 2005年03月31日11:28 新京报

　　第四代登场之1982年郑洞天《邻居》获得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兴起“纪实美学”

　　关注现实，一直是中国电影最为深厚的人文传统之一，“影以载道”的理想贯穿于中国电影的百年历史。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同样自觉地将目光投向了社会问题。

　　在第二届金鸡奖评选中，专家们对《邻居》情有独钟，这部以高校住房问题为叙事焦点的影片以微弱优势夺得“金鸡奖”最佳故事片的桂冠。住房问题是80年代非常普遍的社会问题，其中交织着种种弊端。对当时大部分住在“鸽子笼”

　　里的中国观众来说，听到了电影与身边真实生活的摩擦声。

　　导演郑洞天回忆，当时有观众来信把这部电影比成“及时雨”，职工买票请领导看《邻居》，看完后再处理分房的问题。

　　这显然是比金鸡奖更为宝贵的奖励与肯定。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导演郑洞天（左一）在《邻居》拍摄现场，影片创作人员以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与学生为主，电影学院现任院长张会军（前排半蹲的男子）当时在片中担任摄影助理，《邻居》也是他参与的毕业作品。

　　房子问题最具“纪实”性

　　1976年，我调回到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担任教学工作，同时也开始拍片，首先是和谢飞联合导演了一部儿童片《火娃》，还拍了另一部片子《向导》。1979年，电影创作进入一个“狂飙突进”的时期，那一年一下子冒出了那么多的年轻导演，大家都在尝试着创新。那时也呼唤电影的“真实性”，让电影的笔触更加犀利些，从对“文革”伤痕的揭示转移到今天现实生活中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要知道当时最切实的社会问题莫过于房子问题。

　　《邻居》的剧本最开始也是我和谢飞一起找的，这个本子转了四个厂，大家都不敢拍。我们把本子拿下来开始一起改，1980年谢飞当电影学院副院长主管教学和创作，没有时间再参与这部影片拍摄了，导演系的徐谷明老师参与进来。影片成本23万人民币，没有创作人员的钱，基本全是制作经费。张暖忻的《沙鸥》也基本与《邻居》同期，以及《见习律师》等影片的出现，使得中国电影的研究者确信在当代电影中出现了一个可以称之为“纪实美学”的电影思潮。

　　“筒子楼”是搭出来的

　　《邻居》对我来说是完全自如的一种把握，不用太多的去“表现”什么，我本身的感受就和作者有很大程度上的一致性，从观念到细节。

　　关于影片的“真实”引出很多课题。我当时住在音乐学院宿舍，后来有人看过《邻居》后就说是在音乐学院拍的或者某某大学拍的，其实影片中的“筒子楼”完全是我们搭出来的。当时我们的观念是“摄影棚里永远没有纪实”，于是找了很多“筒子楼”，但是拍电影就肯定要打扰居民的正常生活，而那时更没有条件有周转房给人家住。实践搭景，如何最大程度贴近真实，我们画出图来大家讨论，包括怎么打光，如何置景。最有意思的是电影里需要六家人用的锅碗瓢盆，道具组就到学校宿舍跟老师们借家里正在用的生活用具，然后再按原样买新的东西还给人家，这样老师们也愿意。音乐，是造成虚假很重要的一条，我们不要那种煽情的配乐，影片中三段音乐都来自于有声源音乐，也就是录音机放的录音带里的音乐。

　　银幕上虚假很大程度是因为演员表演的“话剧腔”，影片讲的就是邻里之间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找生活里本来就很熟悉的一拨人，我们从青艺、人艺请来话剧演员，然后“分家”各进各屋。有意思的是《邻居》出来后开的第一个研讨会不是电影界的而是戏剧家协会，他们表示《邻居》给戏剧演员“正了名”。我们并没有对生活做结论，而是“这就是生活，去看吧！”

　　先看《邻居》再分房

　　影片从拍摄到送审再到放映，过程都非常顺利，而且看后社会反响很好，是因为比较尖锐，尖锐才有正气。通过分房问题看到了生活中深刻的人际关系，也包括体制里存在的问题。有观众写信说《邻居》真是“及时雨”，因为他们单位要分房，职工就自己掏钱给领导买票看《邻居》，看完后再分房。

　　影片后来得了“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得知获奖时我正在招待所里改剧本，感到很意外，我说“太早了吧！”刚开始拍就得了这么高的奖，这一方面的确使得我在创作上更自信，另一方面就感觉对“纪实美学”的实践还有“不彻底性”。

　　一等将近六年，1986年我拍《鸳鸯楼》，这部片子是反映城市大龄青年婚姻状况的，也是当时的社会问题。我拍完《郑培民》，有人说：“你以前是拍艺术片的，怎么现在拍主旋律了？”其实我从最开始就是拍主旋律，只是在拍《邻居》、《鸳鸯楼》的时候还没有这个词，当时最早的一个说法，叫“一切以诚实劳动换取美好生活的题材”，我选择的就是这样的题材。

　　口述：郑洞天（《邻居》导演，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整理：本报记者张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