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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豆豆在彼岸(组图)

http://ent.sina.com.cn 2005年04月01日09:03 解放日报
  “黄豆豆去美国留学了!”

  “还带着妻子呢,据说不回来了?”

  近日,有关黄豆豆的传闻不绝于耳。记者通过电脑,在荧屏上跟他进行了一次特殊的“面对面”。

  访学美国,补过蜜月

  问:豆豆,怎么跑到美国去了?

  黄:是半年的访学,美国一个艺术基金会提供的项目。我将在半年时间里接触美国许多著名舞团和舞蹈机构,跟久仰的大师名家们上课,同时进行一点交流和演出。

  问:到美国多久了?

  黄:来美国一个半月了,住在曼哈顿的艺术家村。这里全是用工厂、仓库改成的住所,各种艺术家群集。我先在曼哈顿美国芭蕾舞学校等地考察,包括芭蕾、现代舞、爵士舞等,收获非常大;国际舞蹈研究中心也邀请我教点中国舞。不久,我还要到其他城市去。

  问:上海团里的事怎么办?

  黄:歌舞团跟我保持着电话联络,我也很惦记着“弟妹”们。出来前就有顾虑,肯定会对团里有影响,可大家非常支持我。知道基金费用有限,上边的领导还特意拨了点钱给我,让我好好学。这里一堂课就是15美元,每做一个动作,都是在花钱,所以我就想着多学点东西,半年后回来可以派上用处。

  问:那边的日子怎么过的?

  黄:我和粟奕是1月份办的事儿,因出国前需要打理的事儿太多,就想着把蜜月留在美国补过吧(粟奕陪读)。来了以后才发现,离了父母的帮助,我们这个刚组建的小家庭面临着许多考验与挑战。

  以前,我真没想到粟奕那么能干。现在,她每天早起15分钟,给我做好早饭;然后我们分头去赶课(她报读戏剧类课程)。她离家近,第一节课上完赶忙回家做午饭,然后跑到我上课的地方送饭。两个人就找个露天的地方吃她做的盒饭,再分头赶课。晚上,我们忙着看各种演出。粟奕一回家,还要下邮件、查资料,帮我洗衣服、当翻译。没想到蜜月这么苦。可娶了这么好的老婆,又让我惊喜。

  问:听说你护照被窃?

  黄:是的。我跟粟奕生日很近,那天决定一起上街买菜,“一揽子”过掉。可买好菜下地铁,发现她背包后面全敞开了,我们的护照、机票、进关手续以及信用卡什么的,全没了。那天我在中央公园办的一个题为“门”的艺术大展上还为美国朋友表演,几乎所有的大使、领事们都来了。有人提醒我,到警局领一个报案号。

  来到警察局,排了好长的队。接待我们的警官登记名字,我报出“doudouhuang”,他愣了一下,竟说“我……我知道你”。原来,报纸上报道了那天的演出。他把负责人请了出来。那位“领导”打量我一下,问是不是在奥运会上表演的舞蹈家,然后激动地跟我聊了半天艺术话题。手续办得格外快捷。这位外国“知音”临别时说:“艺术家在我们这里特别受尊重。”我算是沾了奥运的光了。

  男大当娶,以求成熟

  问:都知道,你的结婚“轰轰烈烈”。也有人说,搞艺术的,干嘛这么早结婚。

  黄:温州人结婚一般都比较早,那里的习俗认为,男子长大后只有离开“家”的势力范围,闯荡一番,才能证明自己真的长大了。所以我很早就出来了。可温州人又很传统,结婚、生子、立业,是人生最重要的大事。我也不能免俗。而且我特别喜欢孩子,也跟粟奕提出了这个愿望。

  到了国外一看,舞蹈家结婚很正常啊。为什么搞艺术的20多岁结婚就太早?甚至有人认为就不应该结婚?结不结婚,对我跳舞没什么影响啊!何况,你处处异于常人,觉得自己“艺术”了,到头来却无法做到有情有性,真诚待人,更不会去爱人,那算什么?

  问:结婚,究竟给了你怎样的感觉?

  黄:结婚非常好,有了很稳定的感觉。全世界都不理解我的时候,还有一个人支持我。

  粟奕是上海姑娘。朋友们都以为我们会粘在一起。可出国前,我们几乎很少同时在家。她在电视方面突然“发达”了,比我还忙,哪有天天为我做饭的好事!也就是每次出门前,她会为我整理箱子,有时还会夹进个小条子,叮嘱我什么东西放在哪儿了。还有,就是难得在一块儿的时候,一起煮煮饭,她会为我放上一缸洗澡水……结婚后,我们几乎很少有“细嚼慢咽”的时间,可是,精神上那种牵挂、默契,想起来就很让我心动。一个人在外面拼搏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充实。

  问:这大概就是“长大”的感觉吧?

  黄:独立,是我一直追求的东西。从我12岁到上海舞校起,洗衣服、搭蚊帐、缝被子,就全靠自己了。那是被逼出来的。我父母都喜欢舞蹈,但没有成为职业舞蹈家,于是他们试图为我选择舞蹈作为职业。可我不干呀。我一直认为,男人跳舞很女性化,所以很排斥。

  小时候我的理想,第一就是当兵;第二是做厨师。于是,我一直梦想着离开父母,他们的教育方式太约束我了。我疯狂地去报考各种来温州招生的院团,来什么就去考什么,只想快点逃开。考上上海舞校,是命运的安排。

  现在,我父母看我编的东西时,依然会说这里那里我不同意。可我觉得对的,就坚持下去。

  问:现在单独住吗?

  黄:结婚证领完了,我和粟奕仍然住在团里。以前试过回家,可是,上下班的节奏让我太不适应。我已经从骨子里适应了早上起来,咬着面包,趿拉着拖鞋就跑到练功房。出国前,我们买了新房,也是离舞团很近的虹桥地区。

  总监4年,甘苦自知

  问:你的角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演员。能适应这种生活吗?

  黄:2001年初,我的天空一下子变了。受命当上歌舞团艺术总监后,我面前不再是单纯的表演空间。走的每一步,都跟舞团发展挂上了钩。一开始特别不适应。

  当舞蹈演员,4个小时的功练完,就可以去玩了。可我不行,早上练功,下午给团里排练,傍晚5点以后,才能一个人再留下来练功。还要学会全方位地想事情,得时刻考虑团里排什么节目,一场演出的盈利够不够给大家发奖金。演出中还得带动演员情绪,因为,如果我自己只拿出70%状态的话,整个团队就没有精神了。

  拿幕间换景来说吧,以前我跳完就可以喘口气,现在,一下台就像奔命,监督音响是否太响,换景的电插头有没有松,灯光颜色对不对。几秒钟功夫就把角色从主演切换到总监,能不累?

  问:有没有发过脾气?

  黄:压力特别大。但我又是属于比较心软的,因为我知道,各种机会和诱惑那么多,还能有一帮年轻人肯在院子里练舞蹈,就算他们哪里有点不对,也不愿再对他们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的做行政的人。压力留给自己了,所以,回家脾气就不好,有时候把气撒在老婆身上了。其实,我还有相当一段时间失眠,一晚上就想着团里的事情,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这事我谁都没告诉。但是,做着做着,压力也会逼迫自己成熟起来。

  问:说说你带团的想法?

  黄:我一直梦想带着歌舞团和作品,到世界舞台上推介中国舞蹈。这几年中国舞蹈尽管在走出去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我个人认为,成效还不大。我们还不能说真正进入了主流市场,更多的还是在华人市场里转圈子。我们不缺实力,缺的是机会啊。所以,这次来美国,我也会想尽一切办法,为歌舞团寻觅良机。

  给你说两个好消息。一是去年11月,日方负责投资和编舞,我们团出班底,在横滨艺术剧院演了两场,竟给团里带来了50多万元的赢利,创了单场演出的纪录。另外,我这次到美国,也会谈定上海歌舞团进入美国主流剧场演出的事———大概在明年10月,肯尼迪艺术中心有一台“舞向未来”的专场,我希望做成一台独立的介绍中国舞蹈的晚会。那将是上海歌舞团进入国外主流观众视野的一个最好机会。

  未来事业,天空广阔

  问:近年你更多地向编导方向转型,是有意为之吗?

  黄:念舞校时,我一度为身高所困扰。当时老师用巴列耶科夫的录像来激励我。他不到1米7,却是全世界技巧最好的芭蕾男演员。2000年,我终于在美国看到他的演出。当时他已经50岁了。我不忍心,看完上半场就走了。再看,我会忍不住当场大哭。跟其他艺术门类相比,舞蹈演员非常可怜,因为艺术寿命太短,跳得最好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可明白的时候,却已经跳不动了。我二十三四岁就悟得了这个道理,所以,当时就开始留心编舞。不过,现在我首先要完成团里的任务,在剩下的时间,再编一点自己的东西。

  问:有没有想过“未来”两个字?

  黄:2月下旬,我正好满28岁。对舞蹈演员来说,30岁是一道槛。30岁之前,我肯定会在舞台上从事舞蹈。至今我仍喜欢炖上一个涮锅,跟舞团成员们围坐,边吃边谈作品,我迷恋这种创作集体式的生活。

  30岁以后,就要看那时的情况了。人生的天空是宽广的,舞蹈也许只是我生命中的一种色彩,我已经把我最好的时光献给了她。当阳刚、激情的舞台形象不复存在时,继续“挣扎”在舞台,我不愿意啊。我不敢对未来做保证,说我一定还能继续在舞蹈上前进。但是,我希望自己在更广阔的艺术天空下驰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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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伍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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