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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生童话的译本在世界上有80种之多，只有《圣经》的翻译超过了他童话翻译的语种。安徒生被公认是一个美丽童话的有趣作家，尤其是给孩子们的最好礼物，但是这种被公认的方式并不合乎他的本意，他渴望成为文学巨匠。最新英译本的翻译者黛安娜·弗兰克在一篇评论中说，安徒生终其一生，也没能摆脱自怜情绪。29岁他刚有些名气的时候画了一幅肖像，画中安徒生戴高领，留小胡子，看上去像个花花公子，显然踌躇满志，但是他后来拍的许多照片都很难看，别扭，忧伤，这可能更接近安徒生的真实状态。可以猜测，他虽然获得了荣誉，但其他国家的翻译看中的也只是他讲的故事，甚至有些翻译大段地删改，丹麦人也基本上把他当成故事大王，这怎能叫他不自怜。
他的自传透露，作为作家，他最看重的作品是小说和戏剧，童话在他的创作中只居次席。他本人并不像他的童话给人的印象那样亲近孩子。安徒生基金会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也许能说明这个反差:“他理解儿童的思想和行为，但他绝不愿意孩子坐在他的膝上。”在他临终前出版的最后一套童话书上，他涂去了“献给孩子们”的字样，说明即使是这些带给他荣誉的童话，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写给成年人的。之所以有“适合7～70岁的人阅读”之说，大概是因为他的童话总是有一个线索清晰、语言简朴的故事让孩子可以接近，当读过这些童话的孩子长到忘记他的时候，他却会在某个情景中再现，而再现的时候他似乎有了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即使是大师托尔斯泰也有类似的阅读经历，他曾和高尔基说到过这种经历:“你读过安徒生吗？我读过，10年前我没读懂，10年后，我终于读懂了，他很孤独，非常孤独。”
美国文学批评家布鲁姆教授读到了安徒生作品黑暗的、令人不安的、苛刻的一面，他因此获得了今年“安徒生奖”，他在阅读中感受到安徒生在最触动人心的时刻，也是一位令人恐惧的作家。《云杉》里的一棵小云杉树由于长得漂亮，还没长大就被人砍了，做了一棵圣诞树，这让它觉得人类还不错。圣诞节过后，它被挪到漆黑的阁楼里，非常凄冷，不过还可以给小老鼠讲讲自己在林子里的故事。它的叶子枯黄了，可是，它还是梦想着有一天人会把它送回到森林里。结果是人们把它拉到外面，又踩又踢，最后把它烧了。《红舞鞋》被布鲁姆认为是安徒生童话中最黑暗、最可怕的作品，那双鞋不会停止跳舞，为了让那个可怜的孩子摆脱舞鞋，人们不得不把她的脚砍掉。即便是那种有个快乐结局的故事也还是非常可怕，他们好像总是面临着万丈深渊。所以他“不解，为什么在英语国家里，安徒生总是被视作儿童作家”。
也许中国的安徒生读者是比较符合安徒生愿望的读者，因为在各种译本中，只有叶君健先生把他当作伟大的作家和诗人介绍给读者。就像《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里，只有和老头子愿望一样的老太婆才懂得他的道理。叶君健先生当年住在丹麦，通过丹麦文读了一些安徒生的童话。他后来在回忆翻译安徒生童话的情景时写道:“我发现过去通过英文或法文所读的那些童话，不少与原作大相径庭。首先，那些译者可能为了适应本国图书市场的需要，常常在译文中做些删节或改写，有的改写对原作的损害──甚至歪曲──相当严重。很明显，有些译者只是把这些童话当作有趣的儿童故事，而未意识到这些作品是诗，是充满了哲理、人道主义精神和爱的伟大的文学名著。”叶先生在这些童话中体会出的是人生真谛，按照这种理解，他说：“我所选择的词汇及通过它们我所希望产生的联想和所掀起的感情冲动，就带有很深的个人色彩。”叶君健先生的译本《安徒生童话集》1953年在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后有1958年、1978年多次再版，在中国的安徒生读者记忆中，安徒生是绿色的。叶君健先生的译本被安徒生研究者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两个版本之一，也只有叶君健为此获得了女王授予的丹麦国旗勋章，当年安徒生也曾获得过这种勋章。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获得成功，就不宜去第二次”
安徒生为他的自传取名为《我生命的童话》，在写自传的时候，他也许没有想到他的后世名声如同他童话的续篇，也带有黑暗、烦扰人的一面。
他刚开始发表作品时，人们指责他讨好七嘴八舌、浅薄浮躁的读者，这简直让他大惊失色，因为他如此地渴望成功，以至于根本没有勇气面对这种指责。他的旅行有一部分就是为了逃避类似的尴尬和沮丧，或者求助于朋友，他的朋友伍尔夫太太给他的回信显然已经很不耐烦:“你麻烦起朋友来实在是不遗余力，我难以相信这样做能令你好过一些——你对自己——一贯强烈关注的最终结果便是——你认为你将成为伟大的诗人——我亲爱的安徒生！你怎么就不觉得，你所有这些想法都将一事无成，你正在误入歧途。”
但是他没有误入歧途，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30岁出头的时候，他的作品开始广为传播，在他写给朋友的信里透露了他渴望成功的程度:“我的名字开始熠熠生辉，这也是我活着的惟一理由。我觊觎声名和荣耀，与守财奴觊觎金子如出一辙。”他成了欧洲皇室的宠儿，开始像追星族一样讨好同时代的名人，结识了李斯特，大小仲马，巴尔扎克，门德尔松，格林兄弟，瓦格纳，狄更斯。在一次应邀到狄更斯家做客时，他一住就是五个星期，随后狄更斯便与他断交，到死他也没明白原因是人家烦死他了。在他的名声还仅限于丹麦的时候，他就不请自来地登门访问雨果，显得很不得体。海涅也是他结识的名人，对他更不以为然，说“他的举止就是王子们喜欢的摇尾乞怜的奴才相”。到了他弥留之际的几个月里,他还乐于会晤任何来访者，终其一生都强烈渴望着别人对他赏识。
今年4月2日，全世界有35个国家参加安徒生诞生200周年的纪念活动，丹麦人把他当作国宝在世界上鼓动安徒生热，非常类似当年安徒生对功名的渴望热度。而网上流传的一篇“口水吐向安徒生”的文字，显然是厌烦了这种有道德势力的商业炒作，连担任今年安徒生大使的丹麦摇滚乐手托马斯都说纪念活动太商业化了。
安徒生是丹麦的英雄，是可以和全世界对话的语言，早在1952年美国电影《安徒生传》讲了这个来自小镇的穷小子，独闯哥本哈根，征服逆境，终获成功的几乎真实的故事，在丹麦被认为是一部无聊的作品，并且令旅游业有点儿难堪。如果说这部电影有美国人的偏见，在丹麦也并非没有逆反的反应，哥本哈根的美人鱼铜像是丹麦的标志，每天都在召唤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从1913年新嘉士伯啤酒公司的创始人雅格布森出资建造到现在的90多年间，美人鱼屡次遭劫，1964年被人砍下头部，后来被找回。1985年，她的胳膊被锯掉;1998年，头部再次被盗，后来是按当年雕塑留下的模具重做;2003年，她干脆被扔到了海里，虽然被找回来了，但是肇事者不为牟利只是恶作剧的冲动令丹麦人吃惊不小。
不仅如此，如潮的研究文章，又把那些他当年极力掩饰的事情都翻了出来，包括他对女性的胆怯，他的同性恋嫌疑，甚至他的童男之身也在被论证之列。安徒生自己在《跳蚤与教授》里早就预见了“一个人在一个地方获得成功，就不宜去第二次”。
安徒生在中国
◎李红叶
安徒生童话是中国人难以忘怀的阅读经验。它与我们血液里实用主义的世界观相对抗，我们虽然也时时落入实用主义的羁绊里，但安徒生童话体现出来的对纯真事物的推崇，对幻想品质的守卫，对儿童精神的张扬，以及寓深刻于单纯的表现世界、表现自我的方式，所有这些，都为中国读者珍视。记录不同文化境况里中国人对于安徒生的种种不同印象以及安徒生在中国的基本传播路径，追索安徒生童话与中国的关联，除了“诉说感动”的心灵的潜流，历史的细节更是千头万绪。
1913年:“究竟不晓得他好处在哪里”
1913年，周作人《童话略论》发表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文中提及:“今欧土人为童话惟丹麦安兑尔然（Andersen）为最工。”同年12月在《社丛刊》创刊号发表了《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一文，第一次向中国读者详细介绍了安徒生的生平与创作。
周作人对安徒生有大手笔的介绍，他将西方人对于安徒生的评价带入中国，称安徒生童话“即以小儿之目观察万物，而以诗人之笔写之，故美妙自然，可称神品，真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也”。——想想《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装》、《小人鱼》、《拇指姑娘》等童话故事在几代人心灵里所发生的印象，可以说这样的评价是极恰切的评价。
追寻安徒生在中国人心里所引发的最初印象，可以说，中国并不先在地具备接受安徒生的文化基础。孙毓修在19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欧美小说丛谈》里谈到安徒生时，称“其脑筋中贮满神仙鬼怪，呼之欲出，是诚别擅奇才者也”。“安徒生之书，时而花妖木魅，时而天魔山魈，其境即无不奇。”1936年13卷5期的《国闻周报》上周作人则有言说:“当时觉得这幼稚荒唐的故事，没甚趣味;不过因为怕自己见识不够，不敢菲薄，却究竟不晓得他好处在哪里。”
20世纪20年代:“小野蛮一般的思想”
然而，恰是这“幼稚荒唐”、“花妖木魅”的安徒生童话开启了中国人对于儿童精神世界的理解。周作人演习了西方神话学、文化人类学、儿童学及人本主义思想之后，又读过如挪威Boyesen、丹麦Brandes、英国Gosse等诸家评传，方才懂得:安徒生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老孩子，所以文学的童话没有人能够及得上;安徒生独一无二的价值，正在于那照着说话一样写下来的“小儿一样的文章”及烂漫天真、充满游戏精神的“小野蛮一般的思想”。而中国的孩童从未得过正当的尊重，也不曾有满足孩童审美需要的文学，因此周作人遇见这早已名满欧洲的安徒生童话，又懂得安徒生童话的价值，不禁欣悦惊叹之至，便着意要将这位“欧土各国，传写殆遍”的童话作家推介出来。
“五四”前后，在周作人、郑振铎、赵景深、顾均正、徐调孚等学人的努力下，安徒生的传播成为20世纪20年代颇为显赫的文坛事件。1925年，安徒生诞辰120周年。《小说月报》史无前例地特辟两期“安徒生”号，《文学周刊》第186期亦整期刊登安徒生的童话及与安徒生有关的资料。据郑振铎的统计，到1925年，中国对安徒生的翻译已达90多篇，关于安徒生的传记及论文也有15篇之多。对于新生的、立志要将儿童的天性、趣味和尊严从道德训诲和艰涩的古文中摆脱出来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来说，安徒生被赋予了范本的意义。他那毫无约束力的“小儿一样的文章”和颂扬儿童烂漫天真的心性的“小野蛮一般的思想”，在观念形态上为中国儿童文学书写了最具本体特征与理想色彩的一笔。
20世纪30年代:“现代的儿童已经不需要这些麻醉品了”
1935年，安徒生诞辰130周年。这一年远不似1925年热闹。
这年，茅盾在《文学》4卷2号上发表了《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他说:“逃避了现实躲向‘天鹅’‘人鱼’等的乐园里去，这是安徒生童话的特色。现代的儿童不客气地说，已经不需要这些麻醉品了。把安徒生的童话加以精细的定性分析所得的结果多少总有一些毒质的，就今日的眼光来评价安徒生，我们的结论是如此。”“他所给予孩子们的粮食只是一种空虚的思想，从未把握住过现实，从未把孩子们时刻接触的社会相解剖给孩子们看，而成为适合现代的我们的理想的童话作家。”“安徒生从此就不值得我们的崇敬了吗？不！在文学史上，安徒生终究是有他的位置的！”“他的童话的最大价值是处处充满着儿童的精神，他的作品最容易使孩子诵读……”
中国人对安徒生的传播并未沿着周作人这一路径走下去。从20年代末到三四十年代，随着社会形式的巨大变化，文化转型时期人们寻求理想文化形态的典型心态让位于对苦难现实的关注。这一时期，安徒生虽然仍然作为一个在语言形式上取得非凡成就的童话作家而被翻译，从30年代初到建国前，出版各种安徒生集约25种左右。但同时安徒生亦作为一个有浪漫主义思想局限的人而被批判。他们认为，儿童文学一定“要能给儿童认识人生”，应“给少年以阶级的认识，并且鼓动他们，使他们了解、并参加斗争之必要，组织之必要”，否则，就如《现代父母》1935年第2期上金星的《儿童文学的题材》一文所言:“他们会惊异横在眼前的世界，他们会怀疑他们的老师，会咒骂安徒生是一个住在花园里写作的老糊涂。”热爱安徒生的叶君健在后来的回忆中也说道:“抗战期间，我生活倥偬，再也没有机会、也没有心情读这些作品”。
1953年:“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安徒生童话真正在中国广泛传播，叶君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3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叶君健译自丹麦文的安徒生童话单行本——《没有画的画册》。在以后的四五年里，叶君健将安徒生的作品陆续翻译了过来，并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1956～1958年，叶君健整理出版了《安徒生童话全集》（共16册），之后不同的选集版本在不同的地区也陆续出版，从此，叶译安徒生童话在中国不断再版，国家图书馆编《1949～1979翻译出版外国古典文学著作目录》统计，至1979年，各种叶译安徒生童话集达50多种，发行400多万册，其出版率之高成为中国出版界的奇迹。自此，安徒生亦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童话作家。
1955年5月5日，为纪念安徒生诞辰150周年，以叶君健、陈伯吹等投身儿童文学事业的学者为首，发表了数量众多的文章，引发了又一场“安徒生热”。新中国的文艺理论者取法苏联的社会学批评方式，树立了一个不同于“五四”时期童心烂漫的安徒生形象，也不同于三四十年代“躲向‘天鹅’与‘人鱼’的虚幻世界里去”的安徒生形象，这个安徒生“具有对一切人、对社会的一切阶级都怀着浪漫主义的心平气和的理解”，变成了一个同情劳动人民（如《卖火柴的小女孩》）、痛斥剥削阶级（如《皇帝的新装》）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一个“具有充分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
2005年:“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和“艺术家”
安徒生在儿童阅读领域的影响已经上至心灵的呼应，借安徒生诞辰200周年之际，对安徒生的理解也试图从“儿童文学”概念里超拔出来，一个“意义丰富”的安徒生，一点点勾勒出来。1999年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丹麦安徒生研究论文集》和2002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丹麦文学的群星》都传达着一个重要的信息:安徒生不只是一个为儿童写作的作家。
在中国，郑重地将安徒生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和有着全面艺术才华的人来介绍的，是林桦先生。作为外交官员他在丹麦生活过14年，他不仅翻译了安徒生的全部童话，还翻译了安徒生的全部传记及有代表性的小说、戏剧、诗歌和散文，2005年3月，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安徒生文集》集结出版，同期三联书店出版了《安徒生剪影》，全面介绍安徒生的剪纸、素描、拼贴等造型艺术的工作。林桦亦分析出一个有着丰富性格和丰富的人格魅力的安徒生。中国的安徒生传播到这里达到一个真正的高峰。
安徒生——走为上！
◎杨少波
安徒生一生出国旅行29次，足迹遍及欧洲，还到过北非，我们在为期两个月的时间里沿着他的旅途搜索他的形象。从北京出发，乘坐北欧航空公司的飞机，行李超重是旅行开始的第一道难题。当航空公司的雇员听到我们解释中发出的“安徒生”这个名字时，问题迎刃而解。“安徒生”，成了一路上“芝麻开门”式的魔法密语:护照问题、机舱行李超长问题、租车事宜、博物馆内拍照问题……只要口中念念“安徒生”的发音，诸事都一一顺利化解。虽然我们中国文字拼错了他名字的发音。
在安徒生的故乡奥登塞，他的乡亲们对他名字的叫法是:“胡·塞·安诺森”。Andersen在丹麦语中的“d”是不发音的。我们今天用中文拼出的“安徒生”，以及1913年周作人在《童话略论》中介绍的“丹麦人安兑尔然”等译法，可能是转译自英语、德语。“胡·塞·安诺森”的名字被丹麦人用一种波浪起伏的语调轻巧念出，煞是亲热，煞是骄傲。
在奥登塞街头，几乎每一个指示方向的交叉路标上，都标示着通往安徒生博物馆的方向，通往安徒生出生地的方向。街头转角、房屋间的小小庭院中，布置着安徒生童话里人物形象的石雕和铜像。中餐馆“龙凤阁”的旁边，“坚定的锡兵”勇敢无畏地单腿伫立，深圳来的王老板说这自然为他带来不少生意。不仅在奥登塞，在丹麦全国的每一家商店，几乎都能够看到安徒生作品中各种形象的玩具和小雕像。小美人鱼、坚定的锡兵、丑小鸭，还有安徒生本人形象的布娃娃，头戴礼帽，手持拐杖，和一大堆人鱼、锡兵、丑小鸭拥挤在玩具篮筐内。整个丹麦好像在开一个安徒生作品形象的展览大会。
奥登塞的安徒生博物馆里陈列着他旅行中带回的许多物件。安徒生为自己的常年旅行准备了袖珍墨水瓶，他的许多文字就是在颠簸的旅途中即兴写就。在安徒生的手稿中，常常可以见到越写越淡乃至水白的墨水笔迹，那是旅行途中一次又一次往墨水瓶里加水的结果。路上的衣服需要自己拆洗缝补，如果出现了白的线头，就用墨水染黑。需要的话他会用花草粘贴自制的明信片。
安徒生是“生活在别处”的诗人，是自我流放的时间囚徒。他的旅行，是他逃避责难、缓解伤痛的手段，意外地构成了他拓展思维、开阔眼界的渠道。安徒生一生的29次旅行，是一生29次的逃亡。每当他在自己的家乡遇到生活困境，遭遇到情感波折，受到评论界的责难和批评，他都会踏上奔向异乡的“逃亡路”。安徒生对待暂时无法克服的困难的策略似乎是东方的智慧:“走为上！”
1840年12月18日是安徒生的新剧本《摩尔人的女儿》的首场演出。一想到那些苛刻的批评家，那些挑剔的演员，那些冷嘲热讽的报纸，他就想往国外逃。安徒生于1840年10月31日早早地就离开了丹麦，到德国欣赏李斯特的演奏，并且第一次在新建的铁路上体会到了火车的速度,他也是第一批乘坐火车的人，似乎是火车的速度给了他某种刺激，新年来到的时候他在意大利的圣彼得大教堂祈祷:“主啊，请赐给我作家的不朽的名声吧！”终于等到了国内传来的消息，《摩尔人的女儿》的首演观众反应冷淡，只演了三场就被撤下。他想要自杀。这时候国王给了他600元旅行津贴，这一大捆“救命稻草”把他送到了希腊，还送他穿过达达尼尔海峡，到达了君士坦丁堡。
本来是出来躲麻烦的一路上却没躲过“通关文牒”上的麻烦。哥本哈根发给他的是一本法文护照，上面没有用他的丹麦名字，用的是“让·克雷蒂安”，在奥地利边境，在希腊海关，在瑞士山区，一次又一次地被检查讯问。终于在他从雅典通往君士坦丁堡的船上，士兵把他押监起来:“你的护照我们一个字也看不懂，我们认为你是德国人，我们准备予以逮捕，押送回雅典。”多亏一封给希腊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信函帮忙，他才省去一番周折。想想如果有今天的《申根协定》，他的旅行可能次数更多。
安徒生的第一次远行是14岁时离开家乡，怀揣着母亲的13个克朗。后来，丹麦国王设立的“旅行奖金”成了他早期出行的经济资助。他的日记和旅行见闻中记录着一次又一次陷入经济困顿的中途又得到“旅行奖金”的欣喜。他靠这样的资助走出了被他形容为“密封的瓶子”一样的故乡，记录沿途见闻时他就是用半是写实半是想象的语言写的，他最先在国内引起注意的正是他的游记《1828和1829年从皇家岛运河到阿玛奥东端》。
现实的此岸世界是他要躲避的，在旅行的彼岸上，他依然是一个忧心忡忡的幻想者，这不仅体现在他记录见闻的写作手法上，对旅程也常常充满假设的恐惧，尤其对生活中的细节心怀疑虑。他总是怕自己耽误火车，通常会提前数个小时到达车站，即使上了火车，他还会确信自己乘错了车。在安徒生博物馆里有一捆绳子，那是他随身携带的，预防旅馆失火，他可以用这根绳子从窗口逃生。据说在他的床边还写有一条纸带:“我睡着时看上去就像死了似的”，生怕在他沉睡时被人当死人埋掉。
我们随身携带着林桦先生翻译的《安徒生文集》的电子版，每到一个地方，都会调出安徒生关于此地的描述材料比照。我们发现安徒生真是一个伟大的梦游者，他半是写实半是幻想的语言塑造的是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雅典好像一夜之间拔地而起的城市，他在这里好像是个陌生人。”“威尼斯如同一只死去的天鹅浮在水面上，但是夜晚她就活了过来，向世人展示着她令人颤栗的美丽和辉煌。”他能够抓住那些恒久不变的风景特征，这使得他的游记在今天看来仍然栩栩如生。他有时却不管不顾，径直走进幻想之中，像梦游者一样写出一个缥缈的幻象。
在佛罗伦萨的兰杜卡广场附近，有一头铜铸的小野猪，安徒生梦幻中化作一个孩子，骑在它的身上经历了一番神奇的游历，他在自己的游记《诗人的市场》里记述了这一过程，如今的学者却常常把它划归为一篇完整的童话——《铜猪》。今天的佛罗伦萨把这里作为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操着各国语言的导游都会讲述那纯真的小男孩奇异的一夜经历。安徒生的那一次梦游，成了无数到但丁故乡寻梦人的又一次梦游。
德国小镇魏玛，是歌德生活了56年的地方，是产生了《浮士德》的地方。小镇的安静和美丽更让我们吃惊。我们这些来自沸腾热闹的北京人，突然来到了这样一个安静、羞涩、内蕴丰盈的地方，就像一盆炭火突然间搬到了雪地里。我们希望找到对魏玛的恰当描述，当我们翻开魏玛的旅游册子，它引用的竟是一句安徒生的话:“魏玛，不是一座有公园的城市，而是一座有城市的公园。”
安徒生的文字，大多是在旅行的客栈和驿站写就，我们在丹麦皇家图书馆见到的许多手稿上常有漶漫的洇痕、凸凹的皱褶，透露着旅行途中天气情况和空气的湿度。安徒生的童话中有一种特殊的节奏，那也许就是旅行马车车辐搅动的节奏。另一些童话是他在旅行途中先讲述给客栈里的人们，然后循着口语的味道匆匆誊写在纸上，再大声念出句子的发音，标上停顿、重音的符号，所以别人写作是脖子累了，而他是“整天写作，舌头都累肿了”。
1831年安徒生生平第一次见到的山是哈次山脉，他以“世界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在我眼前拓展开”来形容山给他的印象。在德累斯顿，他第一次看到了用银版法拍摄的照片。他称“银版法拍照”和火车是新时代的两朵奇葩。在意大利，他第一次发现了绘画和雕塑的魅力，他见到拉斐尔圣母像时如此激动:“感觉自己好像又获得了新生。”现实和想象的两个世界的两极似乎才是他安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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