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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人物：贾樟柯、本报记者冯睿
对话时间：2005年4月7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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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北美版权我已经卖出了400万美元……这个数字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即使回到中国市场，我们也要清楚，这不是惟一的市
场。”
记者手记
电话那边的贾樟柯被兴奋和疲惫共同控制。在《世界》正式上映前，已经有太多烦杂的声音组成了多角度的“解读浪潮”。事实上对这个小个子导演而言，这只是他的一部作品正式进入电影流通领域和电影工业体系而已。没必要把以往的惯性思维再拷贝出来唬人：妥协与坚持，体制内与地下，票房高低……
做电影的方式有很多，贾樟柯只是选择了一种，并且坚持到了日出时分。第五代积累了近二十年的资源给予了他们此时收割的权利，如果真要让小贾做第六代的代表，那么客观地说，这些人只是刚开始在国内这片可以打出粮食的土地上播种。气候不错，但是秋天没有到来，大家也不必着急。
《世界》作为一部电影上映了，没必要找出更多的意义让它变成神话或者梦魇。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仅此而已。
《世界》公映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回到中国的电影工业了，是工业，不是体制”
新京报：《世界》在深圳、香港等地都做了一些上映的宣传活动，第一次为自己的电影做这样大规模的国内宣传，什么感觉？
贾樟柯：没顾上感觉，实在太忙了，我们一直都投入在这部影片的工作里面。以前很多年轻导演片子能上的时候，都羞羞答答地错过了这样的宣传，既然现在片子能和观众见面，那么我们就尽量地推一推。其他的也做不到更多。
新京报：这些活动都预示着《世界》能够跟全国观众见面了，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贾樟柯：我回到中国的电影工业中了。以前总说进入体制，体制不是人的归宿，它是隔在导演和工业之间的东西。我现在积极地参与到这种工业中去，从私人感情而言，我是不想被人忽略，以前有不公平存在：因为不能公映，就和电影观众和电影工业隔离开，现在事情变正常了，那么我们就顺应工业的要求。
新京报：既然进入电影工业的环境内，是不是必须有一些改变来适应工业操作和商业规则呢？
贾樟柯：有一些这样的跟进，以前我们只是制作影片的概念，因为在国内无法上映，只要把宣传和发行工作交给国外的投资商或者发行商就可以了。而现在，围绕《世界》我们要进行很多的商业推广上的工作：制作海报、把主题歌制作成MV，也就是说在拍摄工作完成后，我们要自己去寻找影片中能够和宣传和大众和商业紧密结合的点，并且加以开发。即使影片本身，我们也要考虑片长，以利于院线方和影院进行排档，总之希望能够为发行环节减少硬性的障碍。
开公司，做商人的事，合适吗？
“有些导演就想做自己的艺术，我认为导演还是要负担一部分的商业责任”
新京报：贾樟柯是一个艺术片导演，由你来做这些商人做的事情合适吗？
贾樟柯：有些导演就想做自己的艺术，我认为导演还是要负担一部分的商业责任，因为投资越来越大，没必要去找较劲的感觉，在创作上，表达足够就好了。这些改变是对以后电影一些前瞻性的保护，不再任性了。
新京报：拍摄的时候你是创作者，卖电影的时候你是商人，两者结合起来，你就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贾樟柯：在中国，我这次操作的感觉就是，我们只有一个渠道，就是主流电影的渠道，这个渠道掺杂了国营、私营、半国营、半私营，我们不可能通过一部影片建立起一个艺术电影的工业渠道，我们不可能等那个渠道建立好了再拍电影，所以我们必须借助主流电影的渠道。
在这个基础上我完全模仿北野武公司的管理模式，只是大家面对的环境不一样，资金来源也不一样。他们的运作方式很值得借鉴，就像一个管理完美的戏班子，所有工作在国际化、现代化的前提下有条不紊地进行。而这种运作本身含有很多的江湖感情，他会在挣到钱后考虑投资国际上年轻导演的电影。我一年跟北野武也见不了几面，真正的私交也谈不上多深，这里面主要是在职业方面大家有“英雄相惜”的感觉。
新京报：《世界》是一个起点，也有人把《世界》的公映看做一个标志性事件：第六代终于站在地上说话了，而你做公司这件事又把这个标杆拉得更高：贾樟柯站到地上就进入了商业流程。
贾樟柯：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电影都是商业操作，没人拍了电影是为了扔进抽屉。不能放映的时候，我的工作被阻断了，现在能够公映了不过是我电影工作的延展，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新作能否得到观众认可？
“每部电影都能找到自己的观众，我的观众群也没有自己想象得那么狭窄”
新京报：《世界》和《世界》的首映活动受到媒体的关注，但是不是也能得到观众的认可呢？
贾樟柯：这两天从深圳到香港的感觉是观众的反响很热烈，这可能说明我们的宣传和我之前几部电影的铺垫还是很有效。深圳首映当天，当地的两条院线就决定要追加5个拷贝，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
新京报：你以前的作品都是靠DVD形式传播，很多文艺青年是你的观众，观众群是小众的，你现在会不会对这种想法有所刷新：贾樟柯的电影也可以很大众？
贾樟柯：因为以前没有真正地接触过观众，所以总是想象观众是一个特殊的人群，比较年轻，但是做了这几场放映之后，发现观众的构成比较复杂，我们在深圳放映结束后，很多观众留下来提问，不光有记者，还有公务员、学生、售货员和图片工人等等。
新京报：这会让你更加坚定于自己的创作路线？
贾樟柯：一个人不需要太多的改变，刻意去迎合商业或者体制，每部电影都能找到自己的观众，观众群也没有自己想象得那么狭窄。
《世界》中我尝试了新的东西：FLASH和电子乐，年纪大的观众都能接受，而年轻的观众则给我提出很多意见。放映结束后，我收到一些记者的短信，其中有一个记者说：这是几年来他看到最大胆最有良心的影片。我看到这样的反馈很感动，这已经超出了记者的职业，他真的投入到这部电影里面了。
票房不好的话，能在市场站住脚吗？
“一块钱不少，一千万不多，北美版权我已经卖出了400万美元”
新京报：在《世界》还没有正式上映的时候，就有很多评论出来了，很多人在为此欢欣鼓舞，也有人很紧张：把贾樟柯《世界》的公映和王小帅《青红》的过审当做一个系列事件来看，担心你的票房不好，会导致刚刚站到地上的第六代很难在市场环境中站稳。
贾樟柯：我不看这种评论，电影本来就是让人们品头论足的事情。我们认为“一块钱不少，一千万不多”，只要有一个观众买票入场对我而言就是翻天覆地的改变。至于票房，慢慢来吧，我也不是特别悲观，也不会特别幻想会怎样。一切都需要过程，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了解贾樟柯的人毕竟是少数，通过自己的工作慢慢让人们了解吧。
那些评论就是希望有一个人创造一个奇迹，但是一个人一件事不能代替一个群体一个全体的工作，这种评论太紧张，比我们自己的都紧张。如果从收入的角度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北美版权我已经卖出了400万美元，其他海外版权还没有完全统计出来，但是这个数字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即使我们回到中国市场，我们也要清楚，这不是惟一的市场，我希望中国电影从业人员都能有国际性的要求：中国市场和其他市场没有什么两样，所有的收入都是钱。虽然中国市场的文化意义更大。
新京报：看来你可以接着去享受《世界》给你拉开的旅程了。
贾樟柯：对。刚刚开始。
采写/本报记者 冯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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