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类型片何去何从？(组图)_影音娱乐

中国类型片何去何从？(组图)



http://ent.sina.com.cn 2005年04月30日10:01 新京报

　　张华勋

　　、崔永元、陆川做客京报沙龙共叙中国电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时间：4月1 8日下午

　　地点：新京报社

　　嘉宾：张华勋、崔永元、陆川

　　主持：刘帆

　　整理：张悦、刘晋锋

　　摄影：李飞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张华勋

　　，曾执导《神秘的大佛》、《武林志》等片，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老导演，“八○初类型片”的代表人物。

崔永元

　　，《电影传奇》制片人兼主持人，中国老电影的发烧友，收集整理了大量中国电影资料。

陆川

　　，曾执导影片《寻枪》、《可可西里》，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新生代导演代表人物。

　　前天下午，崔永元、张华勋、陆川三位嘉宾来到新京报社，就中国电影类型片话题展开了近4个小时的讨论。

　　从今年3月起，本报“中国电影百年”专题开始回顾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内地电影。通过重新观看这些影片和对电影人的采访，我们发现，在当时的中国内地电影市场上，曾经出现了一批颇具商业元素与价值的作品。

　　其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很多电影都已经具备了类型片的特征。于是，“中国电影百年”推出了“八○初类型片”系列专题，针对这一现象进行讨论。其中的类型片不胜枚举，比如：动作惊险片有《神秘的大佛》，反特片有《戴手铐的旅客》、《黑三角》，喜剧片有《瞧这一家子》，农村片有《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功夫武打片有《少林寺》、《武林志》，戏曲片有《白蛇传》、《五女拜寿》，儿童片有《泉水叮咚》，名著改编片有《骆驼祥子》、《阿Q正传》，动画片有《哪吒闹海》、《三个和尚》，甚至还出现了《珊瑚岛上的死光》这样的科幻片。可以说，中国电影当时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类型体系，而且每个类型都可以列举出几部不同风格的代表作。

　　而今天的中国电影市场上，很多类型片已经逐渐消失，能够获得较好票房收益的类型只有可数的两三种。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繁荣，到目前的稀缺与单一，类型片到底在中国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衰退过程，而原因又是什么，商业电影特别是类型片能否重现昔日的辉煌，现在的电影市场又需要怎样的类型片？带着这些问题，本期“京报沙龙”邀请到《神秘的大佛》的老导演张华勋、《电影传奇》主持人崔永元以及青年导演陆川，共同就这些话题展开讨论。

　　No1 类型片为什么兴起？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一批具有商业要素的类型片集体爆发般地出现在中国内地影坛。我们更想了解这些类型片能够如此快速发展的原因，以及当时的市场反应。

　　张华勋

　　：先随便谈一下，我看到“中国电影百年”的十几个版面，感到振奋。新京报做得相当好，引起我们对电影百年的思路的启发。

　　崔永元

　　：老电影，报纸他们做得最好，电视是我们做得最好。

　　张华勋

　　：八十年代的电影为何有一批好片子，表现的样式如此丰富多彩，有特定原因。当年我拍《神秘的大佛》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今天回过头来想，其实当时并没有超前意识，只是想如何把片子拍得让老百姓喜欢看。

　　电影首先是需要观众认可才行，当时我和很多编剧经常会交流，怎么打破概念化、模式化的东西。像有些电影，单位发票都没人看，而电影院里放的是《追捕》、《尼罗河惨案》、《东方快车谋杀案》这类片子，为什么我们中国文化底蕴这么丰富的国家，却拍不出人家这样的片子？

　　如何按照开放的观念拍电影，怎么从内容到形式追求新的东西？首先要“新”，用新的眼光去判断，探讨新内容。另外还要奇，中国的传奇故事为什么深入人心？为什么广为流传？找到一个奇的点。无奇不传。怎么奇？然后还要怪，不要别人搞什么你就跟着，“怪”就是要追求强烈的个人色彩。

　　崔永元

　　：当时我们家住在丰台，我们家对面有个兵工厂，放露天电影。放电影的小伙子长得特别丑，找不着对象的那种。当时，《武林志》用35毫米胶片来回放，电线杆子上、树上全是人，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所以至今想起来，让我怦然心动。我觉得八十年代电影不大讲票房，竞争其实是非常残酷的，有这些新电影，同时有不少60年代没能上映的老影片复映，对我们这些没看过老片子的人来说这就是新影片，可看的影片非常多。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影片能冒出来很了不起。

　　陆川

　　：说到类型片，我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个事情。那个时代，首先我印象中是个精神复兴的年代，文艺复兴的时代。我想起那时候看的那些书，王蒙、阿城、张贤亮……那时的小说个顶个都特别结实厚重，有情感有文笔。电影创作离不开文学，文学托在那里。

　　那个时候为什么会突然形成这么成熟的类型片？我有一个观点，我觉得文革期间样板戏对这一批创作人员有非常好的叙事训练。样板戏是非常严格而科学的类型片，怎么一波三折，人物怎么出场，而且是大家之间合作，其实当时的样板戏和美国现在的主流电影工业创作模式是一样的，虽然内容和思想上现在大家有不同看法，但是它很纯粹。

　　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这批受过严格叙事训练的创作人员，等于是练了一身武功的人得以重出江湖。题材把握得心应手，所以你可以看到类型片在他们内容层面是非常好莱坞的，叙事上相当完整和成熟，不像说现在拍个什么商业片哪儿跟哪儿都好像没接上，我觉得拍商业电影是需要懂电影技术和讲述方式的，我们这批人的训练远不如老一批导演。我并不认为类型片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真正要了解为什么那个时候有健康的电影市场和健康的电影创作。我认为类型片只是结果，原因是人性解放，国民性久旱逢甘雨，突然开禁了。

　　No2 到底算不算类型片？

　　相对于好莱坞的类型片体系，当时的这些中国类型片到底算不算类型片呢，它们与好莱坞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崔永元

　　：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那时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市场经济，没有明星制。

　　那时报纸杂志比较规范，有很多影评非常到位，没有炒作之说，无论电影营造的市场还是媒体营造的市场，都是健康的。

　　陆川

　　：我觉得要说不一样的话，好莱坞的类型片是积累出来的。比如年产量500部，这里面就有动作片多少部，喜剧片多少部。而且，好莱坞类型片有自己的套路电影语言，这些语言也在不断丰富，比如镜头里报纸反复叠印，就是黑帮片，都有自己的套路，观众买票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要看什么。

　　我觉得咱们80年代类型片是自发的，不是那么中规中矩。它有生命力，但是没有市场的限制也没有人研究市场。可惜没有来得及积累下来。

　　No3 类型片为什么没落？

　　很多在上世纪80年代初火爆一时的类型片种已经完全销声匿迹，还有一些题材转化为电视剧等其他题材，为什么中国的类型片会走向没落？

　　崔永元

　　：我说两个比较悲惨的事。一个是去电影院看陆川的《寻枪》，加上工作人员17个人，我觉得那个电影很好，起码不差。另一个是宁瀛的《民警故事》，我和一个朋友到大华电影院看，到那儿的时候晚了5分钟，我们呼哧带喘地急着买票，卖票的一点也不着急白了一眼说着什么急，然后打电话，“宋师傅，有两个人看电影，放不放呢？”最后，我们两人看了这场电影，为什么这么好看的电影没人看呢？

　　为什么现在的电影不行了，我就觉得电影生态遭到破坏。咱们看80年代的电影类型是非常多的，而我们现在的电影类型已经非常少了，只有好莱坞大片。它们每年少了也有600部，多了能有1200部，我们看到的是好莱坞的20部大片，美国的其他类型片我们看不到。从1994年开始，整个改变了电影观众的欣赏心态以及电影的生态。现在中国电影观众的欣赏习惯已经改变了，叫视听享受。现在的宣传都是特技都花了多少钱，做一根羽毛飞翔花了500万美元……卖点也就在于此。现在中国电影物种多样性已经不见了。

　　云南有一种“飞机草”，它蔓延的速度非常快，只要有树的地方就有它，它能把树缠死，植物学家对它一筹莫展，没有办法抑制它。好莱坞大片就像这种草，第一步改变电影观众欣赏习惯，第二步是俘虏中国导演，像陈凯歌、张艺谋这样按照他们的思路拍电影，投资拍摄美国式中国电影，第三步就是做院线改造，控制住院线。

　　一旦院线的改造完成，市场就被彻底拖垮了，而台湾和香港电影就是这么被干掉了。我觉得现在第一步已经完成了，现在观众已经被控制，觉得大明星大制作才是电影，其他的都不叫电影，其他题材的都不叫电影，只配在电视上看，只配买张盘回家看。电影生态多样性已经被破坏，我觉得中国电影人意识到这点，现在开始做，有点希望。

　　陆川

　　：我是认为不要担心开放。为什么？我是认为我们在保护一些传统的东西时候我们也在保护腐朽，我们要开窗户。我老听美国人问我盗版碟的事情，我跟他们说盗版碟其实为美国的电影工业在中国免费的做了一次多么大的宣传，建立了非常良好的观众群，对美国电影有信任感。从从业人员角度来说，我觉得《寻枪》还玩了一把，《可可西里》拍得很苦，我现在觉得我们应该把快乐还给电影。美国电影能有观众缘，是有原因的，美国电影有些地方很蠢，但是能缓解人的心理。其实绝大多数人每天是带着很多心事的，这个世界上没心事的观众少，不想看苦大仇深的电影。会有一批人坚守信念的东西，但是面对大众，我们这一代电影人其实有责任把快乐还给观众。

　　No4 第五代导致类型片衰落？

　　“第五代”电影人们在国际影坛获得的成功，其光环甚至完全掩盖住了当时商业电影（类型片）的成绩。是不是因为第五代的崛起，导致了类型片的衰落呢？

　　陆川

　　：我上学的时候研究过“第五代”，觉得他们在美学上面贡献很大，但是真正对类型片来说是一种倒退。第五代建立了他们自己的风格样式，之后，又被证明是在商业上成功的。我所说的商业，是指电影节上的影响，这些方面的收益加在一起是成功的样式。虽然之前也有很多电影节，但是真正是从第五代之后，电影节成了导演们的一种心症。他们成为特别好的拳击手，到哪里都拿奖。

　　上世纪80年代的蓬勃发展多元化，到了“第五代”之后就变得单一了，五代六代基本上是单一创作。你可以发现很清晰的两种片子，一个五代，一个六代，我觉得就类型片而言这是一个遗憾。所以我呼吁应该是在拍一个好看的电影时，即使它没拿奖，媒体要支持，观众应该也要支持。

　　崔永元

　　：这个事情要反过来想，现在的“第五代”为什么拍不出《黄土地》、《大阅兵》这类片子了，都改成《十面埋伏》、《无极》了。所以我觉得也有特定的环境，有特定历史条件。第一，那时我们没有参加过这么多电影节，结果一下得奖了。第二，另外一个以前外国人也没有像现在那么玩命买咱们这么多影片，这又是一个惊喜。第三，中国观众也没看过这样的电影，比如《黄土地》那样的电影。我倒是觉得今天我们有《英雄》、《十面埋伏》，同样还应该有《黄土地》、《孩子王》、《猎场扎撒》，这样才真正是好电影生态。

　　现在问题是我们的电影市场已经不接纳《黄土地》那样的电影了。

　　陆川

　　：其实我对第五代特别尊敬。我最喜欢的两部影片《红高粱》和《黄土地》，那是真正让我想做导演的两部影片。我经常在想，等我到张艺谋、陈凯歌他们这个年纪，我敢不敢这么干（拍《英雄》、《无极》），把以前的东西扔掉开始重新干。我挺佩服的，他们至少已经功成名就了，一个个牌坊立在那里。从创作者角度，我尊敬他们。但是我们今天聊类型片，我认为第五代这一路线的创作对中国类型片是个抑制。他们的辉煌突然就把类型片的热潮按在那儿了。

　　No5 今天的电影面临着什么？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电影还基本完全处于计划经济的体制下。现在的中国电影，已经步入市场运做当中，大到运营体制，小到电影票价格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崔永元

　　：我觉得现在无论是从电影人的角度以及观众的角度其实都有一些误区。其实我认为凡是商业上运作成功的都叫商业片。只要大家都爱看，那就是商业片，包括《今天我休息》、《英雄儿女》、《杨门女将》都是商业片，老人年轻人都喜欢看。

　　商业片这个概念电影人明白，但我觉得是真正要让观众明白，就得恢复电影生态。

　　人家观众认你，就是商业片；不认你，你就商业不了。就是这个原理。如果都按照《英雄》、《十面埋伏》的路子，我真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几乎没法办。

　　我觉得张华勋导演拍《神秘的大佛》，是想让观众喜欢，但我觉得不是想迎合，是引导，就是想让观众喜欢，它的主题是正义战胜邪恶。现在我觉得我们的电影有迎合的取向，我是觉得高尚的电影肯定是不需要迎合的，凡是迎合的都必然是低级趣味。

　　我总结出目前的四大无聊：无聊电影号称贺岁，无聊戏剧号称新锐，无聊电视无人羞愧，无聊小报世界之最。

　　陆川

　　：顺着“第五代”初期的走下去，再加上上世纪80年代初类型片的继续发展，一定能够使得中国电影到现在是一个运转良好而又健康多元的超市，有很多产品，观众也知道自己选什么想要看什么。同时也是这个产业对观众的公信度。而现在是个什么状况，所有片子在放之前都是一片好评，在公映之前媒体先夸，然后看了再骂。其实这是对于电影公信的一个破坏性开采。

　　我们这代人是相信文字的，凡是印刷的我都相信，突然发现字都是人写的，这是“文字崇拜”是可以改变观点的。这是对工业的公信力的破坏。

　　还说道类型片美国电影的事情，为什么厉害呢？我想补充崔老师的一点，美国电影已经形成了非常可怕的体外循环或者再生机制，在美国放映《可可西里》时，底下坐的都是电影制片人、星探或者老板。

　　崔永元

　　：我想补充点别的，但我觉得很关键。批评冯小刚的时候，有人站出来说票房是硬道理。我说票房不是硬道理，永久的票房才是硬道理。要可持续发展，如果我们急功近利，那叫什么硬道理，是软道理。另外，我看过去的片子再看现在的片子，我觉得现在的一些创作者包括导演和演员缺乏认真的态度，从拍戏眼神里就能看出来，没有心里感受。

　　陆川

　　：我也有同样感觉，现在看那时候的片子觉得特别纯粹，我很感动。现在的电影，我感觉很多导演他们有心事，要不就是算计。

　　崔永元

　　：中国电影票价高，跟看的人少有关，这和买东西一个道理。

　　陆川

　　：我想说我自己的例子，《可可西里》在北京卖30元一张，票房只有几十万元。成都10元一张票，最后的票房110万元。

　　崔永元

　　：现在的观众对胶片没有感情了。

　　陆川

　　：你愿意去拍票价只有10元电影吗？

　　崔永元

　　：我觉得5元都行，我希望在北京建立一个怀旧影院，实际上家里有碟，但我还是想去看。现在年轻人已经失去了电影的乐趣，以为在手机上看电影都成。其实现在票价现在三十、五十我们可以承受。但是我不去电影院看，现在的片子连烟都放不匀。

　　No6 如何借鉴外国经验？

　　现在，内地电影已经逐渐走上市场化的轨道，档期和类型片成为业内业外关注的焦点。哪些类型片适合中国市场？电影人又该做出怎样的努力呢？

　　崔永元

　　：关于影片类型的问题，我插一句，为什么好莱坞全球破坏，韩国、日本却搞不垮。我觉得一个是他们的商业市场是很成熟的，咱们过去不把电影当商品，是作为宣传品，不计成本的。因为他们有商业挣钱的要求，韩国日本商业成熟，注意保护。这个是我思考结果。结果去年我在上海碰到韩国文化观光部的部长李沧东，他也是韩国的一个大导演，主要负责韩国文化产业的，我就问他你对导演有什么要求？他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简单要求就是你想拍什么拍什么。复杂的就是说，每个电影要有韩国的传统文化精神。其实很奇怪，比如《太极旗飘扬》票房上亿美元了。日本的有《追捕》、《人证》啊这类的电影，他同样也有《远山的呼唤》、《寅次郎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往大了说是保护民族精神与文化，往小了说，是保护商业价值。我在韩国看晚上11点的电影，还有很高上座率。我觉得我们上世纪80年代的电影院就是这样。

　　陆川

　　：这个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本土观众对本土电影工业的信任，其实我觉得这是中国导演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在观众中重建信任，不断拿出好作品让他们相信在电影院有所得。然后慢慢地培养，这是个培育和教育的过程。而且类型片我觉得在这个时代要倡导商业利润，把电影回归。我觉得在那个时代，中国电影曾经在它发展进程中有过一次特别好的机会，当时是抓住这个机会，走得挺茁壮的，可惜的是中断了，现在要重新走回去。

　　张华勋

　　：我觉得崔永元花时间去思考提出了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我觉得有些问题是领导要思考的，有一些问题作为文化人决定不了。

　　大环境的问题，比如如何保护中国电影产业，包括如何去保护中国的电影观众，如何保护中国电影市场？我有个坚信很多外来文化都想侵吞中国文化，但最后的结果不是我们被打败，而是我们把他们给融了。中国文化的根底，比如武术文化，我想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把中国武术文化吃掉。

　　No7 怎样适应中国市场？

　　提到现在的亚洲影坛，大家都十分关注韩国电影。他们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商业类型片体系，他们的经验是否能移植到中国呢？

　　崔永元

　　：首先应该营造市场，用多种类型，被一种类型去营造就完。我比较绝望了，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现在想这个事情太晚太晚了。首先要类型丰富，各种类型片种都起来，重新唤起观众的观赏习惯，我觉得应该改造观众的欣赏口味，从上到下都营造才行。

　　多样性，对民营资本也是鼓励。比如投《英雄》可以回来，投《寻枪》也能回来，投《一个陌生女人来信》同样成本能赚到。那时候大家积极性肯定会回来。所以需要有序的一个电影市场。

　　张华勋

　　：我觉得陆川他们这些年轻人会做得一步比一步更好，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有识之士必然会有的。对观众的培养，有自然的发展过程。好莱坞控制全世界，它积累了很多经验，韩国能抵制它，说明有精神的东西，前几年我充满信心。我们还有崔永元这样的人。为电影振兴做基础工作，现在孩子都不知道大银幕在哪，放电影是什么感觉，没有这种培养中国电影还有什么希望。

　　陆川

　　：我觉得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不用担心，我是持乐观态度的，一个是资本的力量，这很重要。现在中国市场，投资拍电影的很多是个体老板，他们不会陪你玩艺术，新来的这些钱，我们说“聪明的钱”，这些人都是在商业机制中成长起来的，资本力量会驱使商业片迅速出现。

　　核心观点

　　崔永元

　　为什么现在的电影不行了，我就觉得电影生态遭到破坏。咱们看上世纪80年代的电影类型非常多的，而我们现在的电影类型已经非常少了，只有好莱坞大片。

　　我总结出目前的四大无聊：无聊电影号称贺岁，无聊戏剧号称新锐，无聊电视无人羞愧，无聊小报世界之最。

　　我说票房不是硬道理，永久的票房才是硬道理。要可持续发展，如果我们急功近利，那叫什么硬道理，是软道理？

　　张华勋

　　那时候追求票房价值是罪过，我们没有想去追求，只是想让观众喜欢。北影厂的老厂长汪洋曾对我说：“如果你的电影没有群众，你还拍电影干吗？”。

　　陆川

　　其实我觉得这是中国导演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在观众中重建信任，不断拿出好作品让他们相信在电影院有所得。然后慢慢地培养，这是个培育和教育的过程。我觉得在上世纪80时代，中国电影曾经在它发展进程中有过一次特别好的机会，当时是抓住这个机会，走得挺茁壮的，可惜的是中断了，现在要重新走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