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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英钢琴大师傅聪在京加开独奏音乐会,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这是一个视音乐为圣经的老人,他对于精神世界越来越贫乏感到很无奈。 “无论演奏舒伯特、贝多芬、还是莫扎特,他总能找到最适合的音响效果。”
本报讯(记者张璐诗)昨晚,旅英钢琴大师傅聪在中山音乐堂举行了“加场”的独奏音乐会,演奏了他从70岁才开始“碰”的海顿两首奏鸣曲,以及最拿手的肖邦《玛祖卡》等。
傅聪上一次在北京登台是去年1月。这次他是应中山音乐堂之邀加盟其一年一度的“盛世文化周”的。由于票房反映良好,傅聪独奏会在5月2日首场后又加开了5月3日一场。前晚的演出中,钢琴家以肖邦的《降A大调幻想波兰舞曲》做压轴,演毕大汗淋漓地斜靠在椅背上好一阵,才站起来谢幕。之后观众面对空空的舞台持久地鼓掌,等待返场曲目,傅聪一直没出现;可就在大家都觉得“没戏”,纷纷离场之际,大师忽然走出来深鞠一躬,引起现场一阵惊喜的欢呼。后来傅聪解释,自己其实打算了要返场的,“并没有拒人千里之外”,但由于身体上的紧急情况才没来得及赶上。
演出结束后,本报记者在一家上海饭馆里见缝插针采访了傅聪。尽管舟车劳顿、伤风影响状态,还有“老犯”的手伤令他的回答偏简短,但谈到他“70岁才是个开始”的艺术生涯,谈到上世纪60年代由他“做媒”的杜普蕾(电影《狂恋大提琴》主角的原型)和巴伦邦姆(指挥家和钢琴家),傅聪明显颇有谈兴。
直面大师
关于演奏的价值观
“我演奏等于在传教”
新京报:刚看你在台上弹最后一曲《降A大调幻想波兰舞曲》,之后似乎筋疲力尽靠着椅背,你在演奏时,更多是在表达自己、在给予,还是“吸收”和“释放”兼而有之?抑或是一场体力上的消耗?
傅聪:体力自然消耗了,但当然不是重要的。
对我来说,音乐是我的圣经,我的上帝,我演奏等于在传教。有人来告诉我弹海顿弹得很好,我不会喜欢;但要是有人来对我说今晚的海顿是他听过的最美的海顿,我就很满足了。
现在很多年轻人总是希望别人夸自己的演奏,这是两个价值观,我们走的是不同的路。到底是服务于作曲家,还是永远将自己摆在中心。
新京报:在《与傅聪谈音乐》里,收录了你上世纪80年代说的:“像施纳贝尔和科尔托的那种大钢琴家现在没有一个”,因为他们的“真”,尽管很容易找到他们演奏中的“错”、“漏”。
傅聪:现在也一个没有。
新京报:那你呢?
傅聪:我至今不敢说自己已经达到那种境界了。但至少我一直在朝着那个方向去追求。
新京报:你最欣赏的阿格里奇呢?
傅聪:全世界都最欣赏阿格里奇。可是她不属于那种类型的———她的技术好得吓人,不是以音乐的深度见长,但有她特殊的光芒。
杜普蕾和巴伦邦姆
“他现在是真正的人文主义者”
新京报:去年11月30日,是杜普蕾诞辰60周年,伦敦和北京的媒体都有不少纪念活动,你参与了吗?
傅聪:杜普蕾!英国的媒体播了很多纪录片,里面有杜普蕾的很多老朋友怀念她的话,也包括了我谈她的话。其他就没有了。
新京报:还是想继续提一下旧事:上世纪60年代杜普蕾和巴伦邦姆是在你家认识的吧?
傅聪:没错。她本来是我的伙伴,是我介绍她跟巴伦邦姆认识的,后来他们就开始谈恋爱了,我看见这样子,也就觉得“算了算了”,哈哈哈哈。
新京报:现在你跟巴伦邦姆关系怎样?
傅聪:我们有时候会联络。巴伦邦姆最近改变了他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看法,我又重新跟他友好了。现在他主张和平。凡是一个可以站出来批评自己国家的人就是伟人。他现在是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
关于教学他的无奈
“精神世界越来越贫乏”
新京报:现在有没有经常去看音乐会,保持“吸收”的状态?最近看过哪些精彩的演出?
傅聪:我从来不“看”音乐会,只去“听”。我是有朋友演出就会去捧场,不过最近太忙了,没怎么去。
最近在上海音乐学院教课,就是受邀每年都会回上海教两个月的课。“吸收”当然有,而且不只是音乐会,就是平时教学生,听学生弹琴也很有意思的。
新京报:每年你都回国教课,现在的学生跟以往的学生比,全面素质如何?
傅聪:他们很有才华,但是没有文化———他们很少看书,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知道的太少。即使就音乐本身而言,他们也没文化———很多只是知道自己学的乐器本身,但音乐上的其他方面就不了解了。可是音乐是很广泛的。我爱自己的音乐,不是钢琴;钢琴只是我的工具而已。另外,“独立思考”在这里至今也还是个理想。甚至不允许你有是非感。
新京报:现在的时代背景跟过去离得越来越远,对于你所推崇的“让音乐自己说出来”,对于像你们这样的诠释音乐的再创造者,会不会觉得做“通音管子”、让音乐“自然流出来”的困难更大了?像20多年前你说自己弹德彪西最自然,最得心应手,现在还一样吗?
傅聪:一样。但现在弹德彪西的人太少了,很多人喜欢弹拉威尔,我不喜欢他。音乐永远是困难的,因为它高高在上,我们永远在往上爬。而我的价值观是从小形成的,无论时代怎么变,都不会影响到我。
新京报:20多年前你已提到:国内学钢琴的人都急功近利,争着去弹协奏曲,很少人会去碰“立体的”而不仅是“平面的”室内乐。现在你还关注国内的音乐教育界吗?
傅聪:情况还是那样。在上海我还是做了我能做的,至于是不是有效我也没办法。(摇头),精神世界越来越贫乏。
关于海顿关于巴赫
“70岁才是开始”
新京报:去年来北京时你刚好70岁,当时你说70岁才是你钢琴生涯的开始。
傅聪:对呀!海顿就是我70岁才开始练的。
新京报:是开始的话,你会不会“开始”留意有些中国作曲家的作品?
傅聪:这个我有点老了,看谱都看得累死了。
新京报:会不会考虑弹巴赫?你对巴赫很有看法,而对“俗世”的韩德尔很推崇。
傅聪:巴赫这座山太大,我爬不上去。你是看过我以前说过这样的话吧?我的意思是,巴赫是新教徒,他的作品,当然不是全部,总有些说教的意味,我对这些比较敏感。
新京报:你对古尔德弹巴赫有话说吗?
傅聪:古尔德弹巴赫有意思,对比很多其他钢琴家我还是宁愿听他的,尽管他有些怪癖,有些太夸张,随心所欲之处我不太同意。
大师小传
傅聪:1934年生于上海,翻译家傅雷之子。九岁拜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为师。
1955年在华沙举行的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上名列第三(阿什肯那齐在同届比赛获第二名),同时获“玛祖卡”最佳表演奖。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尔曼·黑塞在听过傅聪演奏的肖邦作品后说,傅聪是“真正的肖邦,是华沙时的肖邦,海涅时的肖邦。”
1958年开始,傅聪一直定居英国,在世界各地巡演,并定期回国授课兼演出。英国《泰晤士报》曾评论:“傅聪是当今世界乐坛最受欢迎和最有洞察力的莫扎特作品的演奏家。”美国《纽约时报》说“他表达了斯卡拉蒂心中要表达而没有能表达出来的音乐。”德国媒体认为“傅聪确是一位艺术大师,无论他演奏舒伯特、贝多芬、还是莫扎特,他总能找到最适合这位作曲家音乐的音响效果。”美国《时代》周刊誉他为“当今时代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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