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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原游击队》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苏里
本报讯原长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曾执导过《平原游击队》、《红孩子》、《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和《刘三姐》等片的著名老导演苏里，因哮喘病发作于5月2日晚22时25分在家中突然去世，享年86岁。
记者得知消息后拨通苏里导演家中电话，接电话的是苏里导演的夫人刘淑彩女士，她
很虚弱地向记者表示自己这两天头脑乱得很，电话一直没有断过，都是来慰问和表示悼念的。并轻声地表示：“苏里实在是走得太突然，走之前没有任何征兆，但是特别安详，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只是轻轻闭上双眼。”
据苏里导演的亲人和老朋友回忆，苏里是5月2日晚上10时25分去世的，他平时身体很硬朗，就是哮喘病比较严重，从去年11月到今年4月苏里夫妇到广西南宁静养，2005年4月8日才返回长春。记者了解到4月28日苏里还到沈阳出席了“百年电影纪念盛典”之“红色经典影人与百名影迷签字纪念电影百年”的盛大活动，并在那里碰到了不少老朋友。
5月2日下午苏里在外面的饭店宴请一些老朋友吃饭，晚上回到家里还看了两集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民工》。电视剧结束后，苏里就先上床休息，大约晚10时10分左右苏里开始咳嗽，并觉得喘不过气来。因为之前他就患有哮喘病，并偶有发作，苏里夫人连忙拨打了120急救中心和苏里儿子的电话，但是十几分钟过去后，苏里就坐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
目前，国家广电总局、中国电影家协会、吉林省委都已派专人赶赴苏里家，和家人商议料理后事，苏里导演的追悼会将于5月7日上午9时30分在长春朝阳沟殡仪馆举行。
追忆
胡昶：“他和他的影片是长影的品牌”
他走得实在是太突然了，我在他去世前三天还和他见过面，他身体一直还不错，走路板直。我们本来是准备9月份去美国访问，美国的州立大学邀请我们去做访问，他本来答应一同去的，我们都已开始准备，就是前些天他跟我说自己年龄太大，恐怕身体支持不了长时间坐飞机的辛苦，就不去了。不知是否那时就已经有了些不好的征兆。
我和苏里是老朋友，很熟，他执导的影片早有定评，成就自不必说。2003年出版的《苏里传》我是作者，那些日子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谈往事，这本书写得非常顺，3个月就写成了，在这本书的序言里，苏叔阳曾说：“他的影片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品牌货’，也是中国电影的‘品牌货’。没有《平原游击队》、《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和《刘三姐》，长影的名声与成就便折损一半，中国电影史便少些光彩。”我很认同这个说法。因为1996年评选中国百佳电影时，共80部故事片，他执导的《平原游击队》、《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刘三姐》都入选了，长影一共入选了17部，他的影片就占三部，而且观众都非常喜欢，影响相当大。
苏里导演除了在事业上的成就，他的人品还非常好，人很善良。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我和老伴都还是农村户口，生活挺困难，苏里夫妇就把他的粮票本给我们，非常慷慨。在厂里，他经常不声不响地给有困难的人钱，大家都念他的好。愿他一路走好！
(胡昶，原长影史志办主任，电影史学家，《苏里传》作者)
孙羽：“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都很怀念他
我是5月3日得知他在家里去世的消息的，觉得真是突然，虽然我已离开长影多年，但是和苏里导演一直仍有联系。老人的人品很好，对于我们这些晚辈是非常关心的，他属于那种很有气魄和气度的人，但做事情也很细腻。
我和他合作一个是因为“文革”前的那版《战洪图》，他和袁乃晨联合导演，我做副导演，执行导演的一些意图，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再一次合作就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那时他已经和武兆堤拍出《平原游击队》这样脍炙人口的好片子了。当时苏里导演找来从来没有演过正面人物的李亚林，老实得像青年农民的梁音，朋友的媳妇杨光，还有刚进厂没多久原来跳芭蕾的金迪，我那时已经做副导演了，在里面干脆又演了“二狗”这么个角色。
我们从长影出发到了山西汾阳，住在一个破庙里，和村里的老百姓一个样，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拍出了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每个人物都很鲜明，上映之后打动了很多人。我想当时参与拍摄的这些人都会很怀念他的。
在长影老一辈的导演中，吕班、严恭等导演属于最元老的一拨，他们在解放前，上世纪30、40年代就在上海参与电影拍摄，接下来就是苏里、林农、王炎、武兆堤这些导演，他们大多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拍片，像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们的学生了。长影导演这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精神还是非常鲜明的，毕竟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看着长影这一位位老电影人去世，有说不出的心痛。
(孙羽，原长影导演、演员，《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饰演“二狗”)
苏里生平
苏里(1919～2005)，中国著名电影导演。
原名夏传尧。1919年1月26日生于安徽省当涂县一个皮匠家里。1938年加入抗大文艺工作团，开始话剧表演。1945年任东北军政大军戏剧队长，1949年调入中央文化管理局，后任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导演。
1955年合作导演了《平原游击队》以后，独立导演了《哥哥和妹妹》、《青春的脚步》、《红孩子》等影片。1959年苏里执导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苏里1960年拍摄的《刘三姐》又为我国影坛奉献了一枝奇葩，该片获1960年第二届百花奖中四项大奖。
苏里还是全国文联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曾任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副厂长，吉林省影协副主席。
印象·苏里
我的“两次半”采访
尽管时间的步伐一如往昔，《刘三姐》的影响却是历久弥新，当张艺谋接手导演桂林山水大型实景歌剧《印象·刘三姐》的豪华版本，当《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又有电视剧推出，当《电影传奇》请来郭振清的儿子郭小清和方化的儿子方志丹重现《平原游击队》的经典时，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会被人永远铭记的。
曾经电话采访过苏里老先生“两次半”，一次是因为《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另一次是《刘三姐》。
老人因为哮喘的原因声音很轻，却听得出话语里的铿锵，说到四十多年前自己“不惑”之年时拍摄的影片，依旧激动不已，仿佛回到了那个火红的岁月。长影很多人管苏里叫做“拼命三郎”，因为拍《刘三姐》时他被开水烫伤全身，冒着酷暑在担架上完成影片拍摄。讲到兴起处这位八旬老人竟也“什么花开节节高，什么水中起高楼”地唱起来。讲到《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如何处理情感戏时，他说年轻人很直爽，表现情感的方式很直接，应该抓起女孩子的手让她摸摸心跳的感觉。
记得本报“电影百年”在做《冰山上的来客》时，我曾向老人问起这部影片的导演赵心水，苏里导演特别向本报表达了对自己第一个学生英年早逝的怀念之情，说得很是动情。这就是最后的半次采访。
就让那些山歌和年轻人的劳动和爱情沉浸在光影中不朽吧。愿苏老一路走好！本报记者张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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