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象》回忆)侯咏：技巧上给我帮助很大(组图)_影音娱乐

(《红象》回忆)侯咏：技巧上给我帮助很大(组图)



http://ent.sina.com.cn 2005年05月17日10:36 新京报

　　拍摄现场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导演张建亚（左）、副摄影侯咏（中）、美术冯小宁（右）与片中小演员的合影。

　　在几乎完全没有防范设备的情况下，吕乐近距离拍摄豹子的镜头。手中持棒子进行保护的是导演张建亚，后排掌镜的为曾念平。

豹子从吕乐头顶跃过。

这场戏实施保护的是曾念平和张艺谋（前排下蹲者）。

　　侯咏，1960年出生于西安，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曾担任《盗马贼》、《晚钟》、《一个都不能少》等片摄影。目前，由他执导的影片《茉莉花开》已经完成。

　　《小院》：一个起点

　　1981年，我上大三。接触到第一个故事片———《小院》，这是实习作业。摄影系当时面临着大三实习任务。实习前班里分小组，以组为单位去拍作业，我被选为小组长。一宣布，我就想着要找班里业务最好的几个同学组合，于是首先找了张艺谋、吕乐、智磊，除了因为他们的水平在班里出类拔萃，大家之间关系好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这时，导演系的田壮壮找到张艺谋，说要合作拍个片子，我们看了《小院》的剧本，觉得有意思，就决定上这个。

　　摄影系最初分了6个小组，后来，我们与张会军的小组合成了一个组，《小院》的摄影共有9个人。导演则包括田壮壮、谢小晶、张建亚等。

　　《小院》是一个黑白短片，是根据王安忆小说《小院纪事》改编的，主要写一个大院里4户人家的生活，各家身份不同，生活状态不同，相互之间的影响。外景地就在积水潭附近新影家属院里。我记得那年夏天天气很热，我、吕乐、张艺谋还经常铺个凉席席地而睡。

　　《红象》：双重身份

　　从《小院》到《红象》间隔不到一年时间。大家觉得合作得不错，于是就继续合作了。《红象》其实是一个毕业实习作品，但与一般作业不同的是，它同时又是儿影列入生产任务的正式影片。这主要是因为儿影刚刚建厂，而田壮壮的母亲在儿影当厂长，才有了这次机会。这次机会很难得，当时许多同学都羡慕得要命。

　　一开始得到这个机会，我们都很兴奋。人也都是《小院》那些人，所以也就按照《小院》的方式去做。先谈论剧本，然后由壮壮去修改。后来，曾念平开了个会提醒大家，说这部片子是列入生产任务要公映的正式影片，不是纯粹的学生实习作业。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提想法，但到了拍摄现场就必须各司其职，明确摄影师、副摄影、摄影助理的位置。后来进行分工，我和吕乐管胶片，吕乐还侧重管摄影机、张艺谋负责量光。

　　《红象》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来自北影厂，主创三块除了冯小宁是一个人负责美术，其他人都要跟北影厂的老职工相互配合。那时，一个学生毕业到电影厂就要先从学徒干起。一开始，大家不大习惯。后来逐渐气氛融洽了，觉得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

　　我拿到《红象》的剧本觉得这就像童话一样。我们那时很年轻，也有童心，就想应该拍成一个小孩探险的童话故事。对我来说，云南是一个神秘的完全陌生的地方。临走前，我充满了憧憬，看了很多介绍云南的书，其中的风俗、传说都强烈吸引着我。

　　动物、儿童戏很难拍

　　这部片子要拍很多动物，包括大象、马鹿、猎狗等等，难度非常大。我记得有一场戏是拍大象害怕跑远了。机器架好了，商量好一开机，大家一起喊，把大象吓跑，但任凭怎么喊大象就是不动，汽车鸣笛大象也不动，没办法放了几枪还是不动。谢小晶急了，也不知哪来的胆儿，拿起一个大棒子照着大象的屁股就是一下，这场戏才拍成了。还有一次是拍马鹿在小溪边走，马鹿不听话，我们就把它抬到河边，可马鹿的脚偏偏卡在石头里了，我们大家一起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抬出来，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片子里的动物只有猎狗是从昆明部队借来的，经过训练，其他动物都是野生的，大象是从缅甸租来的。

　　除了动物戏难拍，就是儿童戏也很难拍。拍孩子的戏很多时候要采取连蒙带哄的手段。有一场是拍三个孩子拉红象，拉着拉着绳子断了，孩子们摔了大跟头，这场要分开拍。先拍孩子的镜头，田壮壮说要有真实感，不要告诉他们会摔倒。于是我们突然把绳子松开，三个孩子毫无准备摔了个跟头。但这条没拍好，还要重拍。三个小孩都不干了。于是又骗他们数到三，我们松绳子，结果只数到二，我们就把绳子松了。

　　在题材的选择上，《红象》和我日后的创作关系不是很大。毕竟，作为摄影选择题材的主动性并不是很大。在拍摄技巧上，给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就拿儿童戏来说，很多方法我就沿用到《一个都不能少》里面。就像刚才提到的那个例子，用欺骗诱导的手段创造真实的情景，我称之为“借情绪”，就是从《红象》中学来的，这些影响其实是一点一滴的。

　　口述：侯咏（《红象》副摄影）

　　吕乐：我们选择了逃离

　　吕乐，1957年生人，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后曾与荷兰导演伊文思合作，并前往法国学习多年。摄影作品主要包括《活着》、《画魂》、《有话好好说》等片，导演作品有《赵先生》、《美人草》等。

　　《小院》是我们大三的实习作业，也是摄影系和导演系第一次合作。这是一个很平淡的故事，导演的主动性更大。我们几个摄影这时基本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响比较大。尽管张艺谋那时便在造型上有另一种想法，但因为大家的风格比较统一，他拍摄的部分也没有太跳的东西。最后出来的影片，拍摄风格很平实，与新现实主义风格比较相近。拍摄《红象》时，张艺谋就开始极力说服大家，在一些分镜头上采取不完整构图，大家也多少认可了这种尝试，所以《红象》中有一部分已经带有了《一个和八个》那样的风格，只是没有引起注意而已。

　　至于《红象》，我对一件事至今印象深刻。影片开拍前，我们被召集到一起给剧本提意见。在影片的一个外景地，清末一个官员的坟地上，北影厂的制片人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全去了，还没等制片发话，我、张艺谋和侯咏就开始各抒己见，发表看法。所有人都懵了，从来没见过一个电影的摄影助理唱主角的。壮壮很可爱，把我们仨叫到屋里，悄悄告诉我们，这是电影厂，不能再像拍《小院》那样，以后有话要在底下说。我们开始还不理解，真拍上了就感觉受了打击，影片前三分之一，我们还主动发表意见，后面就是各司其职了。不过，现在想来，我们那时有许多想法都是很幼稚的，张艺谋那时当然主要是他那套理论，要打破常规拍摄，我则迷恋长镜头，坚持要用长镜头，后来一想，这么部儿童片加动物片要真照着我的想法用长镜头，不知要多少个小时。

　　《红象》遇到的困难的确不小。导演组的压力其实更大。《红象》中的大象是缅甸反政府武装的，大象要通过政府军的封锁线进入中国，当时，这两头象能不能弄来就一直是个未知数。

　　拍摄前，我们可借鉴的电影很少，因为当时能看到的动物电影本来就很少，借鉴得最多的一部电影是《黑驹》，还有一部是塔可夫斯基摄影师尼科维斯特的片子。

　　拍摄中，很多方法都是现想出来的，比如拍摄豹子那场戏，我们从低视角拍，拍得很惊险，我对这段还是比较满意的，但后期被剪掉很多，理由是怕吓坏孩子。

　　《红象》上映后，电影学院是欢呼声一片，主要原因倒不一定是觉得片子拍得好，主要是我们这届第一次把名字打到银幕上去。大家觉得这是一种集体的光荣吧。《红象》也是儿影成立的一部关键的电影，但是，它在社会上的影响显然不会有《红孩子》这样的电影那么大。

　　作为摄影师，我们的选择自由并没那么大，但是，我们这代人更多地迷恋像云南的这种异域风情也不是偶然的。我们与现在的第六代不一样，他们是从拍摄身边起步的，我们则创作不出这种社会故事，我们选择了一种逃离。

　　口述：吕乐（《红象》副摄影）

　　采写：本报记者张映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