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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
最喜欢的运动:昔日篮球,今日垂钓
最喜欢的食物:大白菜+肉丸子
最喜欢的动物:小鸟
最崇拜的人: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鲁迅
最喜欢的城市:天津
最喜欢的娱乐方式:聊天
最遗憾的事:没学钢琴
最不喜欢做的事:借钱
最满意的作品:《三寸金莲》
最喜欢的格言:人仁忍靭
最喜欢做的事情:重新摆放艺术品
最喜欢的性格:男人热情而镇定,女人纯真和宁静
从2003年初开始,著名作家、全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一边组织和发动各地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普查,一边在田野与山川的行走间,让自己的笔在光洁而美丽的稿纸上留下思考的文字。近日,作家出版社结集出版了他的《民间灵气——癸未甲申田野考察档案》。5月19日,天津大学所属的“冯骥才艺术学院”开学。冯骥才和他的“行走散文”一起走入我们的视野。
记者:《民间灵气》收集了您近几年普查与抢救民间文化的“田野档案”,这项工程的动意是什么?
冯骥才:《民间灵气》不是学术意义上的“田野档案”,基本是站在作家立场上,把田野普查过程中的种种独特的观察与感受记录下来。我想唤起读者的同感和关注。关于学术性的田野档案,表现在另一方面,比如我们最近出版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杨家埠卷》等。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起始于2003年初。现在除去两三个省,已经在全国铺开。我们的行动是被迫的。受时代的驱使,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正在消弱乃至消解文化的多样化;另一方面是社会文明的转型,工业文明正在迅速地取代农耕文明。原有的农耕社会构架下的文化在急速消亡。可是我们民族的精神的根与个性的DNA深在其中。我们之所以使用“抢救”的概念,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保护”,是因为这件事是有时间性的、紧迫的。大量文化的存亡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
记者:我们的民间文化家底现状怎样?在这一过程中对您最大的触动是什么?
冯骥才:两年来,许许多多触动我的人与事都写在《民间灵气》里了。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文化精英,我钦佩他们。他们有情有义地站在危难的前面,伸出双臂挡着发狂的推土机。他们大多是不会成功的。但他们表现出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无论其思想还是行动,他们才是真正意义的前卫,而非苍白空洞的伪前卫和“前卫秀”。谈到普查的现状,我对我们自己不满。我的工作速度无法与“开发”的力度相比。这使我们常常感到“势单力薄”。我们要吸取教训,比如现在西部地区开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刚刚开始,我们应该抢在前边。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民族性就在它们的文化里。如果文化消失了,民族也就没了。
记者:您是说应该提前动手。在这一过程中您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您的信心又来自于哪里?
冯骥才:从具体操作上说,缺乏人手与资金。但从更关键的层面上说,就是这项攸关民族精神的工作,在诸多地方进入不了领导层的视野。甚至当这些文化遗存与经济开发发生矛盾时,文化人的声音往往就被视为噪音了。在这种地方,你会感到,让这些有权力但缺乏文化眼光的决策人明白过来才是最大的困难。至于我们的信心来自我们的思想。你这问题使我忽然想起雨果在1832年面对法国历史建筑受到破坏性摧毁时发表的一篇著名的《向拆房者宣战》中的那几句话,“为了文物,为了艺术,为了法国还是法国,为了记忆,为了人类智慧的伟大结晶,为了先人集体创作的作品,为了历史,为了制止摧毁永不再生,为了给未来留下一个民族神圣的东西……”我希望我们的文化人都重读一下雨果这篇充满文化责任感激情的历史檄文。
记者:5月19日,以您的名字命名的艺术学院开学了,它和天大的关系是怎样的?您对它的期望或者说办学理念是什么?
冯骥才:用我的名字命名这个学院是校方的决定,我一直犹疑着。所以我给这个学院起个别号叫“北洋书院”,并题了四个大字刻在竖立在大门外的一块巨石上。我这个研究院是天津大学下属的一个学院。我认为,理工科大学办的人文学院与文科大学办的人文学院是不同的。从目的、目标、方式全不同。理工科学生学的仍是理工。但文化对于他们不只是一种多彩的业余生活。理工科大学的人文学院,应是校园内的一个魅力十足的精神磁场。我见过民国初期一副对联,八个字,很适合我们的理念即“宏开智慧,大启文明”。
记者:办学也与你近年来致力文化抢救工程有关吗?您亲自授课吗?
冯骥才:应该说与文化抢救工程有关。现在是经济社会,领导层和管理层人员多来自理工科技人材。我国理工科大学“重理轻文”已久,学生缺乏人文视野与人文关切。将来走上领导和管理岗位,面对整个社会,往往会忽视乃至忽略人文。这也是我们做文化工作时碰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文化不但不能缺席,反而要加强。于是我孤身纵入到这中国近代第一所理工大学的腹地中来。在教学上,我们只招收研究生。学院内设文学、艺术、文化三个研究中心。我要为人力不足的民间文化抢救事业补充生源。我会授课的,但不会拿着粉笔在黑板前走来走去。
记者:看了您的简历,您并非大学科班出身,可您的文学艺术成就显赫。从您个人的成长、成功过程,您觉得科班出身对成功作用大吗?
冯骥才:我认为决定成就一位好的文学艺术家,一半源于天资,一半是命运使然。在这中间大学科班不起决定作用。是种子不施肥也发芽,不是种子(比如钉子)浇多少水也不发芽。大学科班只是一种经历和生活,获得一种有限的系统化的知识;文学却需要超系统的博大的生活与情感。所以我在这个学院中,不给自己定培养作家的指标和目标,却给这种人材的萌生提供各种精神与心灵的启迪。这也是我想把这个学院同时办成一个艺术博物馆的原故。 赵李红
网络编辑:李亚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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