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蓝：苦乐无边读人生(组图)_影音娱乐

于蓝：苦乐无边读人生(组图)



http://ent.sina.com.cn 2005年06月03日09:16 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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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以前她叫于佩文。

　　17岁以后她叫于蓝。

　　后来，她成了一个好演员，继而是一个好妻子、一个好母亲。

　　然而，当她两鬓染霜细数人生时，三大遗憾却也是：为演员，电影拍了不到十部；为人妻，爱人却过早离去；为人母，对儿子童年成长却负疚良久。

　　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革浩劫、改革开放，她说自己是“苦乐无边读人生”。生命中，苦乐交织亦精彩。

　　而她在我们的记忆中，依然是那个银幕上傲立寒霜的红梅花儿“江姐”、《革命家庭》里从不谙世事到坚强伟大的母亲周莲、《龙须沟》里泼辣却又细腻的程娘子……

　　生活中、银幕上，一个个的形象叠加起来，重叠出一个真实、完整的于蓝。

　　应《精彩老朋友》节目之邀，85岁的于蓝日前来到上海，接受了本报记者独家采访。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问：您的名字“于蓝”对观众而言已非常熟悉，但是您最初的名字并非这个。当年是为何改名的？“于蓝”是否“青出于蓝”的寓意？

　　于蓝：17岁那年改名叫于蓝，后来就一直用这个名字了。1937年“七七事变”，我家所在的北平沦陷于日军手中。为了摆脱亡国奴的命运，1938年的秋天，我决心离开北平投奔自由和光明的地方。我的同学赵书凤，她跟我有同样的想法。离开天津的那晚，出于对家庭的安全考虑，赵书凤请她的母亲帮助改个名字。赵妈妈说：“希望你们能走上一条平坦大路，凤儿就叫‘路’吧。”我也请老人家给我想个名字，她望着窗外的天空说：“就叫‘蓝’吧！万里无云的蓝天，你们走在蓝天下的大路上。”我一下就喜欢上了，此后也一直用这个名字。

　　最喜欢《龙须沟》中的程娘子

　　问：您在银幕上塑造了一系列经典形象。作为一个演员，这些角色中哪一个是您最喜欢的？

　　于蓝：程娘子。这是我最没信心演好的角色，却“意外”地演好了。北影厂拍《龙须沟》之前，北京人艺已成功排演了近百场话剧《龙须沟》。厂里本来决定以北影厂的演员为主进行拍摄；但是一经开拍，却发现演员缺少北京味，难以达到老舍先生原著的效果，决定还是以人艺的原班人马为主，留下四个电影演员：演丁四的张伐、演冯狗子的封顺、演二嘎子的牛，还有演程娘子的我。

　　扮演程娘子的韩冰是我在延安鲁艺的老战友，她在舞台上把程娘子的泼辣演得非常出彩。别说超越，是否能演到她的水平，我都不自信。

　　我把不安告诉了导演冼群，冼群却说：“韩冰是演得很好，但我要的程娘子，不单泼辣，更有贤惠和体贴。”听完这番话，我决定接受挑战。我去生活中找程娘子的原型。有一天，我在北影厂宿舍门房突然注意起了苏嫂，她是门房苏宝三的妻子。她平时嗓门很大，那天问起我妹妹的病情时，大嗓门里透着一股真诚的关心。她谈起自己解放前的苦日子说：“我和丫头去讨饭，腰里还别着把梳子，我和丫头天天要梳头。”

　　连讨饭都不忘给自己和女儿梳头的苏嫂，突然让我联想到了同样自尊自爱的程娘子，再加上她对党和新政府的真情爱戴，我找到了“程娘子”，表演也得到了认可。

　　问：“江姐”是您一手发掘起来的经典银幕形象，没有您，也可能就没有这部电影作品了。

　　于蓝：我是第一个注意到《红岩》这部小说并有搬上银幕想法的人，但是真正塑造江姐银幕形象的是一大群人。1961年我住在医院检查身体，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了小说《红岩》的连载。我被书中的共产党员感人群像深深迷住了，为什么不把它拍成电影呢？

　　机缘凑巧，不久，欧阳红樱、张水华等一批老电影人先后找了我，希望合作此片。后来欧阳红樱被调去拍《小兵张嘎》，就由张水华和我一同投入创作中。电影剧本几易其稿，后来又专程找了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当时，他在广东新会休养，我们到新会向他汇报剧本。夏衍听完后忽然问：“你们怎么不写江姐？”我们当场愣住了，原剧本虽然写江姐的戏只有两场，但还写到了呀！看我们没回答，夏衍又说：“江姐有丈夫、有孩子，而丈夫牺牲了，她又被捕了，普通观众会更关心她的命运……”一周后，夏衍便把新剧本写了出来。导演张水华一看，立马通过投入拍摄，也就是现在看到的那个电影版本。没有夏衍的版本，没有导演和摄制组，就没有我所扮演的江姐。

　　人生精彩亦遗憾

　　问：作为一个优秀的电影演员，您一生中拍的电影却并不多，而且在《烈火中永生》拍完之后，就几乎告别了银幕，个中是何缘由？

　　于蓝：正值盛年，遭遇文革，冲击自是不用多说。文革中我很困惑，只想在劳动中减轻自己的痛苦。不料，有一次盖房子，我从屋顶摔了下来，摔破了脸，虽然经过缝合，外表看不出伤痕，但是伤口内部感染，面部神经受损，开始也没在意，不久后拍了《侦察兵》，看到镜头里的自己笑起来表情很不自然，才明白自己已经失去了一个演员应有的控制表情的条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几乎没演戏，这样，演过的电影加起来不到十部，成了人生的一个遗憾。

　　问：您写过一本书，叫《苦乐无边读人生》。人生中的“苦”与“乐”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于蓝：每个人的人生都有痛苦和快乐。爱人离去、朋友故去，都让我觉得痛苦，经历文革也是种痛苦。这些痛苦都难以相互比较程度，但既然痛苦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我们就要勇敢面对，而对于快乐要更加珍惜。

　　爱人田方是个好演员

　　问：您和已故田方老师的婚姻更是一段爱情佳话，当年你们是如何相识相恋并结合的？

　　于蓝：他是1974年走的。30多年了，他走得太早，这也是我的一个人生遗憾。

　　我第一次“认识”他是在1935年，那年我初二，看了电影《壮志凌云》，记住了在影片中扮演青年农民田德厚的演员。1938年，我在延安抗大学习。有一次抗大文工团演出舞台剧《到马德里去》，大幕拉开，我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那不就是田德厚吗？他就是田方。1940年，我调入鲁艺实验剧团，和田方成了同事并相识。后来田方向我表白：“在延河边第一次看见你，就相中了你。”那年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的纪念日，我们正式结为夫妻。

　　问：田方老师一开始是演员，后来却长期从事行政工作，这样的转变对他意味着什么？

　　于蓝：他是一个好演员，当演员是他真正热爱的工作。他因《壮志凌云》成为一颗耀眼的新星，后来又在一系列舞台剧中有过出色表演。北平解放后成立了北京电影制片厂，他服从组织的安排，放弃了自己热爱的表演专业担任了首任厂长，后来干的都是行政工作。期间只要工作允许，他并不放弃演出。在我和孙道临主演的《革命家庭》里，田方演了只有两场戏的老刘———一个地下党领导人，这也是我和他唯一一次在银幕上的合作。更值得庆幸的是，他在《英雄儿女》中饰演的王文清，让无数观众记住了演员田方，这也是我为田方一直高兴的事。

　　田壮壮当导演也算“子承父业”

　　问：您和田方老师有两个儿子，田壮壮更是国内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他走上导演之路，是不是来自于家庭的熏陶？

　　于蓝：老大田新新从事的是音乐录音工作，老二田壮壮当了导演，也算是“子承父业”。壮壮走上导演这条路跟家庭的影响当然分不开，因为他们小时候的玩伴，基本上都是电影人的后代，家里往来的客人，多半是父母亲电影圈的朋友。但更是因为时代的原因，壮壮这一代也经历了文革对心灵的扭曲，较早开始了对人生痛苦的体验。当年最早复学的又是电影学院，壮壮没有其他选择，就去考了。

　　问：除了事业和爱人，您曾说人生的另一个遗憾是对壮壮兄弟童年时没有提供足够的母爱，是吗？

　　于蓝：常年都在拍戏，还要经常去外地，壮壮两兄弟的生活靠姨妈来照顾。等到文革开始，我没戏拍了，有时间关心他们了，但是他们却都背上行李插队去了。

　　干了二十年的儿童电影

　　问：您很关心儿童的成长，在花甲之年还担任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厂长，而且一干就是20年，您是因为喜欢才去当这个厂长吗？

　　于蓝：事实上，这并非是我热爱的工作，但它是党、人民和社会的需要，我就要做好。1981年，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成立，我成为首任厂长。那年我60岁，当时还没有退休制，我干了5年厂长，此后我担任艺术指导，一干就是20年。

　　问：近几年，国内的商业娱乐电影发展很快，但是却鲜有优秀的儿童电影佳作。作为一个儿童电影的前辈，您怎么看？

　　于蓝：国外有《哈利·波特》系列的电影，我们确实没有，无论想象力、科技力或是经济实力上存在一定差距。但是中国并不缺乏优秀的儿童电影，问题不在制作，而是在发行上。前两年，我们在武汉搞一个儿童电影节，进场的学生大多很惊讶：“怎么还有这么好看的儿童电影？”事实上，我们的许多儿童片近几年都在国际上获奖，但是却无法进入主流的影院。

　　李君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