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新京报》首次开辟了“京报诗刊”专版，这个消息令人鼓舞。
纵观人类历史，任何时期商业活动的繁荣都没有导致诗歌衰落，相反，诗歌始终是嬗变时代最耀眼的火焰。
现在，诗歌的低迷已是不争的事实，有人简单地把其说成是经济高度成长时期必然的
结果，甚至断言，在视觉和听觉等现代媒介急剧泛滥的今天，诗歌是死亡着的艺术。
毫无疑问，在资本经济的压迫和横行下，在物化的功利环境里，诗歌等纯粹性艺术的处境相当窘迫。追逐财富的积累，并不意味着精神境界也随之必然提升，金钱不能完全解放窒息的灵魂。市场经济快速增长之初，大都靠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作为发展的代价，但精神家园的丧失却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记得在爱丁堡短期旅行的空隙，我了解到英国许多家庭晚上并没有守在电视前，把时间消耗在垃圾节目里，而是掌灯读书，读诗是他们美好的时光。每逢著名诗人的生日或者节日，诗歌朗诵会聚集了散落四处的知音，那是独特的文化享受。在国内，我们经常听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古典诗人在各自的家乡或者存有传说的地方，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资源，可惜了他们千古绝伦的诗歌！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诗人已把诗歌看成是相当个人的事情，本来诗歌就局限于小众群体，进而成为诗人圈子里的自娱自乐，或者说是自怜自爱的玩物。后现代主义的流行和迷恋，致使中国诗歌的同时代性相当薄弱，几乎没有出现过真正震撼人心的作品。“关注现实”，这种最质朴的主张也被有些诗人讥笑为肤浅，不屑于受众群体的多寡，在各自小圈子里附庸和追捧，已经成为一种病态的时尚。其实诗人们应该清楚，在圈子之外人们对“诗人”的称谓，也已含有某些嘲弄的成分。诗人的“有所不为”，大量苍白、单薄和造作的诗歌作品，可以说也是近年来诗歌一路走低的重要原因。
朱光潜先生说：“诗人的本领就在于见出常人所不能见，读诗的用处就在随着诗人所指点的方向，见出我们所不能见，这就是说，觉到我们素认为平凡的实在新鲜有趣。”从本质上讲，每一个人都是诗人，诗情、诗意、诗心、诗性潜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人可以被点燃，也是能够被点燃的。近来我惊讶地发现，在经历了奔波和冲撞之后，诗歌读者也在回归。也许应验了潮汐周期性理论，在接近物化的事物时，生命自然而然地再向精神世界皈依。在欲海横流的现实之中，商业活动无疑制约着人们的时间，但浮躁、喧嚣、功利的背后，隐藏在心底的精神之灯盏，或明或暗地闪亮。
诗歌与商业时代存在对抗，却不能简单地得出天然排斥的结论，相反诗歌可能是拯救人类在物欲年代迷失的最好手段。
珍惜回归的诗歌读者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只有卖方市场而没有买方市场的经营活动，是无法想象的。
虽然诗歌创作与这种市场规则不具有可比性，但只有诗人而没有读者的诗歌状态也是相当尴尬的。我无意鼓吹全民都来读诗，也无心鼓动诗人媚俗，只是觉得在诗歌已有复苏迹象的现在，诗人们是否在这个临界点上反省或者总结过去的诗作，承担起诗人应有的责任呢？越来越多的人关心诗歌，成为诗歌的读者，至少是写诗人的福音。没有土壤，就没有真正的生存和成长。
作为诗人，我们应该具有清醒的责任意识，不要过于沉湎于象牙之塔，而漠视受众群体的阅读和传播。一个远离诗歌的民族，不能说是心灵强大、真正文明的民族。作茧自缚、顾影自怜，不应该是现代诗人的选择，改变诗歌遭遇冷落和遗弃的悲哀处境，首先从诗人开始。我们并不期待再现八十年代精神盲目同居的激情澎湃，但落满诗歌种子的心灵，会给我们一个美好、健康和丰富的未来。
苏历铭（北京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