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本届电影节举行了亚洲电影未来新势力圆桌会议，包括导演了《美丽拳手》的泰国导演亚格差·乌干腾、伊朗著名导演阿巴斯的助手哈桑·叶塔潘拿、中国导演陆川、中国香港导演黄真真在内的四位新晋导演畅所欲言，不但细述了自己作为新人的种种艰辛历程，黄真真和陆川更是双双把矛头指向时下影坛屡见不鲜的“影霸”现象。义愤填膺的主持人何平也对一些明星进行了批判。
黄真真：香港明星不专业
首先挑起这一话题的是黄真真。曾拍过一些艺术片的黄真真，在新片《六壮士》里首次使用了明星，汇集了李克勤、杜汶泽、郑伊健等多位香港明星。不过，黄真真和明星的首次接触却并不美满。她说，拍摄此片时，每天都是在和其中两位大牌演员的对骂中度过。她感觉香港的明星太不专业，拍戏前根本不看剧本，到了化妆间就一阵闲聊，连给他们当天的剧本，也不认真看。“作为导演，我希望和演员有足够的沟通、交流，但他们根本就没兴趣。”黄真真感叹，作为新导演，想驾驭大明星确实难。
“香港电影是个怪圈，在香港做新导演，真的会精神分裂。每次当我去找老板谈新片，他们第一句话就是‘想找郑秀文还是刘德华’，我连故事大纲还没跟他们说完呢。”黄真真感慨地说，当年她回到香港拍的第一部影片《女人那话儿》，老板可怜她，扔给她35万港币，那神态像施舍一样，所以也不关心，她们一共四个女孩子花了9个月拍完这部片子，结果老板连看的兴趣都没有。理由是，没有明星。也没有任何一家影院肯放，理由也是没有明星。于是她只好带着片子自费去各个电影节撞运气，好不容易得了个奖回来，结果竟然一样，还是没有影院肯放。她哭着打电话哀求院线经理：“求求你，支持一下新导演吧。”后来，人家给了她香港两家最偏远的影院放映。
现在黄真真被逼得学聪明了，她说：“一个好导演，一定要表面上很不自我，内里却很自我。所以我现在跟老板谈，也不会再死活要他们看一看剧本，他们爱听什么我就说什么，他们说用明星就用明星。反正拍的时候他们管不了，拍完了他们也没办法。而且挑明星时，我会尽量挑我真正需要的，会演戏的，有职业精神的。”
陆川：忍耐底限是“不毁戏”
黄真真的一席话顿时引起陆川共鸣。陆川说，自己拍了两部电影，一部《寻枪》里有明星姜文、宁静，一部《可可西里》就没起用任何明星。他很坦白：“说实话，第一次用明星，还是挺难受的；可以说，第二部我坚持不用明星就是受了第一部的影响。明星对投资方、院线来说是很重要，他们在面对观众时会有票房的忧虑，这就不得不考虑明星的号召力。但对导演来说，主要是通过作品来表达自己的艺术想法，对某些剧本而言，明星的存在反而会对电影的表达起到本末倒置的作用。”
陆川表示，明星也不是不能用，但他对在电影中使用明星的忍耐低限是不能破坏了戏。他说：“现在，导演拍电影成了一种权力，拍摄过程中会有许多权力斗争，我觉得这是畸型的。”他叹了口气又说：“其实电影业中都是矛盾，当导演的就是要平衡这些矛盾，很痛苦。”
接着他更直言自己其实原本并不想来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因为在他看来，电影节就像是个名利场，所有的年轻导演都希望能够在这里出人头地，“电影节就像是块很强的磁铁，它扭曲着每个导演的形状。”他说，导演们忙于在电影节上出头露面，却往往在觥筹交错中忘了自己拍电影的初衷是什么。
何平：明星不一定是好演员
执导过《双旗镇刀客》、《天地英雄》的何平，本是这次圆桌的主持人，在听完两位导演的发言后也忍不住插嘴：“不是所有的明星都是好演员。”他说，出品方想使用大牌明星的迫切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有时这种心情会令人匪夷所思。他举了个例子，在监制《可可西里》时，片方居然想请张学友来演巡山队员，搞得他整晚难以入眠，“张学友在演戏方面所擅长的是情感类题材，让他‘灰头土脸’地演巡山队员，怎么也不像啊。”
另外，对黄真真所指的香港明星不专业，何平表示赞同。他幽默地劝慰想不通的黄真真：“香港职业演员是不多，大多数都是唱歌的，是歌星。黄真真，你的要求别太高了。”
何平认为，现在中国电影界的另一大问题是“成功的导演脱离了生活”。他说，导演没成功的时候，他活在真实的生活里，往往能拍出好电影，可等他成功了，有钱了，住进了大房子，有了司机，不逛街了，离普通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远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电影里的人，脚都是不在地上的，是悬着的，因为不用自己走路了，“他们在电影里描摹的生活，根本是凭空想像出来的。”说到此，何平用了一个很精辟的比喻：“只要看看这些导演不同时期的电影，你就能猜测出来他们拍电影时候的经济状况和生活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