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洪湖水”打开记忆闸门(组图)_影音娱乐

一曲“洪湖水”打开记忆闸门(组图)



http://ent.sina.com.cn 2005年07月08日09:03 解放日报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当熟悉的音乐旋律在上海美琪大戏院重新响起时，人们的记忆闸门打开了：《洪湖赤卫队》，久违了。

　　这部诞生于1959年随后又被拍摄成电影的经典歌剧，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沉淀冲刷后，又于2005年7月回到上海舞台。

　　时空的阻隔丝毫没有浇灭人们对它的热情。音乐依然那么优美，故事依然那么熟悉，而舞台上的女英雄“韩英”依然那么年轻。

　　现在的这个“韩英”是当年的“韩英”手把手教出来的学生。

　　人们记忆深处的那个“韩英”的扮演者王玉珍却已经70高龄了。

　　她的来沪使记者有了一次与她单独面对面的机会。

　　眼前的王玉珍，是一个平和、率性的老人。她回忆自己在文革中的沉重往事，语气轻松，甚至带着几分诙谐；她回忆《洪湖赤卫队》歌剧的创作，不时哼唱起作品里的小调，并不吝啬那只是为我一个人而唱的歌。

　　从“缝纫工”到歌唱家

　　问：您是如何走上音乐之路的？

　　王玉珍：我是武汉人，14岁那年，武汉刚刚解放，各个区都设了文化馆。文化馆除了开设音乐舞蹈等兴趣班外，还有一些技术性的培训班。当时家境不好，我决定到文化馆学缝纫，心里还盘算着，以后就靠这门手艺过日子了。因为场地有限，文化馆几个不同的班有时就在同一个地方“作业”。我学缝纫没几天，有一次音乐班在我们旁边练唱，他们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一下被吸引住了。等他们唱完，我就去找音乐班的老师，问可不可以参加，老师叫我唱首歌给她听，唱完就收下了我。那时，我学缝纫加起来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星期。

　　问：如果您当时没有一念之差，继续学习缝纫，也许以后就没有你的“韩英”了。

　　王玉珍：所以人生有时候的际遇很偶然，也很戏剧化。这之后没多久，音乐班的老师就推荐我去考湖北省文工团，班里一共去了4个人，最后录取了我一个。当时文工团提倡“一专三会八能”，除了一个专长之外，最好其他什么都“全能”，比如快板、跑龙套、打杂。我的专长是唱歌，不劳动的时候就练歌，什么歌都练，各种民歌、各地戏曲都练。杂是杂了点，但是民族音乐的根基却也就此打下了。

　　一曲《洪湖水，浪打浪》唱红全国

　　问：您在电影《洪湖赤卫队》中的“韩英”形象让许多人至今印象深刻，但是在电影之前，歌剧《洪湖赤卫队》已经唱红全国，是吗？

　　王玉珍：是的，电影是根据同名歌剧改编的。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我所在的省文工团开始了歌剧《洪湖赤卫队》的创作。那时的洪湖地区流传着许多真实的革命故事。

　　斗争离不开牺牲。有一次，贺龙元帅跟我说了一件事，更是震惊了我。他说洪湖地区有一条河，叫风口河，那个时候，敌人把我们同志的头杀掉滚到河里，那条河都变红了，多残酷。歌剧里的很多台词也来自于真实的还原。

　　和故事来源一样，《洪湖赤卫队》里的音乐很多也来自于民间歌谣。比如那首最有名的《洪湖水，浪打浪》就来自于一首表现逃荒的《湘河谣》，原句是“湘河水呀，黄呀么黄又黄……”，后来被嫁接为“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唱腔也把原先的哀怨一扫而空，改成了欢快而激情的了。

　　问：因其“土生土长”，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反而征服了大江南北的各地观众。

　　王玉珍：《洪湖赤卫队》的第一场是在洪湖地区试演的，在得到洪湖人民的认可后，我们才放心进京献演。北京的首次亮相，便一炮而红，特别是第100场演进了中南海怀仁堂，几乎达到了巅峰。周恩来、董必武、李先念、贺龙等都看了，一致叫好。特别是时年65岁的周恩来总理，说自己活到65岁，才找到了一首真正的革命抒情歌曲。

　　演韩英，周恩来总理一锤定音

　　问：后来拍成电影是谁提议的？而电影里的演员几乎是歌剧里的原班人马，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

　　王玉珍：拍电影是贺老总提出来的，当时决定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和武汉电影制片厂合作完成。但是却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电影里的韩英应不应该继续由我出演。当时，反对我出演的那方意见认为：王玉珍不够明眸皓齿，不应该在电影里当主角。后来，周恩来总理知道了此事，说：“胡闹，演韩英是演英雄不是演美人。”一锤定音，除了少数几个角色有更适合的人选外，歌剧里的大部分演员也继续在电影中出演。

　　问：听说您现在经常在为减肥而努力，有意思的是，《洪湖赤卫队》拍摄期间，您也为在电影中“发胖”而发愁，是吗？

　　王玉珍：哈哈，是的。不过这两种胖可不是一回事。现在是怕自己营养过剩，当年却是营养不良导致的水肿。《洪湖赤卫队》是1960年开拍的，那时恰逢三年自然灾害，食物不够吃。演刘闯的演员夏奎斌从159斤瘦到了118斤，身上的肋骨凸出来了，脸颊更是凹了进去。为了突出英雄形象，导演谢添要他口塞棉花，让腮帮子鼓起来。棉花在口里长时间摩擦，都打了泡出了血。就在夏奎斌越来越瘦时，我却越来越“胖”了：水肿，身上一按就是一个印，很长时间恢复不过来。电影里的韩英要关牢房吃苦头，可是这么“胖”下去根本就没法拍了。于是，剧组特别照顾我每天一小碟黄豆，有一次我数了数，不多不少，28颗。

　　“韩英”有了第三代

　　问：《洪湖赤卫队》在首演后的四十多年里，由同一个剧团演出了近千场，其中的“韩英”也有了第三代，您作为第一代“韩英”，如何看待第二代、第三代“韩英”的表演？

　　王玉珍：《洪湖赤卫队》演到今天，舞美、灯光和音乐效果越来越出色，演员们也都很用功，但是也有一些不是特别完美的地方。《洪湖赤卫队》首先是民族歌剧，需要民族唱法为基础，但是第二代“韩英”后来转向了美声学习，再唱可能就会缺乏原来的那种民族风味了。第三代“韩英”刘丽丹原先是楚剧演员，戏曲的底子不错，但是个人气质更偏向于小家碧玉，距离原著中的韩英的英雄形象有那么一点点差距。不过，我想她一定会渐渐靠拢的。

　　中国需要有自己的民族歌剧

　　问：您的意思是，您对歌剧《洪湖赤卫队》的演出现状并不是特别满意。

　　王玉珍：不是。坦率地说，《洪湖赤卫队》能够一直持续演出，就已经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坚持。

　　问：何出此言？

　　王玉珍：我想很多人都会注意到《洪湖赤卫队》演出的“火爆”，却很少有人会关注到中国的民族歌剧已经寂寞多时了。我们有多少部自己的民族歌剧？延安时期，《白毛女》是第一代中国民族歌剧的代表，解放后，《洪湖赤卫队》可以算第二代中国民族歌剧的代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刘三姐》等歌剧的出现使得我们民族歌剧再添精彩一笔。但是后来呢，就像经历一场突发性的“断层”运动，直到今天，鲜有优秀作品问世。

　　问：您认为造成民族歌剧目前的这种尴尬的原因是什么？

　　王玉珍：首先是经济的因素吧。歌剧是一个大型的综合性艺术，除了舞台上的演员外，还需要乐队、灯光、服装、道具等人员，一场最简单的歌剧也至少需要上百个人来共同完成。民族歌剧的现状却是入不敷出，越演越亏，许多歌剧团的相继倒闭就是最好的例子。在这样的背景下，《洪湖赤卫队》能坚持演到今天，他们中的演员、工作人员能一心扑进这部歌剧，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另一方面，民族歌剧讲究韵味，要有地区特点、民族特色和演员的个性魅力，换句话说，《洪湖赤卫队》如果是由郭兰英来唱，肯定是另外一种风格的“韩英”。现在，我们一些所谓民族唱法的人，唱出来的却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也就失去了民族唱法最原生态的魅力。对此，王昆也有同感，她曾说，民歌的根在民间，但是现在唱民歌的歌手仅仅在教室里完成了学习，民歌变味现象越来越严重。

　　问:您觉得当务之急是什么？

　　王玉珍：中国需要自己的民族歌剧吗？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民族歌剧的振兴就不单纯只是经营的问题或者说是唱法的问题。在现阶段，民族歌剧更需要一种扶持，需要文艺决策者的足够重视。

　　上图：王玉珍近影；下图：王玉珍当年在《洪湖赤卫队》中塑造的韩英（左）·本报记者金定根摄·

　　上图：王玉珍近影；下图：王玉珍当年在《洪湖赤卫队》中塑造的韩英（左）·本报记者金定根摄·

　　李君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