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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花了20多年才认识到这不是一个慈善的问题，而是一个正义的问题。”
鲍伯·戈多夫爵士这样描述他自己：巨星、诗人、思想开放的政治家、活着的圣徒、超级洒水机……。他既真诚又充满行动力，是一个难得的有想法又有行动的人。20年前，他召集了他能找到的所有大明星，举办大型音乐会，唤醒西方人们对苦难深重的非洲的注意。20年后，他又给世界各国的首脑出难题，他宣布，非洲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慈善问题，而是一个正义问题。
音乐给了我生命
记者：人们都喊你鲍伯爵士吗？会不会让你不自在？
鲍伯：这样喊了20年后，就不觉得奇怪了。
记者：当你在接受终身成就奖的时候，你说，“这对你也许意味不了什么，但是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鲍伯：那是我的一首歌里的台词，是我的单飞专辑里的一首歌，所以我当时就意识到可能没有人理解我说了什么。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因为那是音乐。你知道，我并没有刻意追逐成就，所以，当我得奖，我觉得这一切很美好。在53岁的时候得到终身成就奖。
记者：你描述流行音乐说那太无足轻重，但是你也说了音乐就是你的中心……
鲍伯：我认为流行音乐对很多事物来说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对我来说，是我的生活中心。记者：音乐的哪些方面吸引了你？
鲍伯：音乐给了我生命。这样说很老套，但是，对流行音乐圈的很多人来说，我不知道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敢肯定，他们会是很糟糕的推销员或者很糟糕的服务员，很糟糕的保险经纪人，他们做不好其他的事情。
记者：你呢？如果不做音乐会做什么？
鲍伯：也许做一个记者。在加拿大温哥华的时候，我是一个非法移民，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可能可以写东西，但是也不确定，于是就靠撒谎进入那个行业。结果做得还不错。你知道。那些署名带给你的一点小小的名声，以及那些拿着你的文章的人表扬你，说一声，“再写下去”，这些事情就可以让你膨胀。我需要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在学校里我很失败。回到爱尔兰，30年前的一个夜晚在酒吧里，我遇到了两个人，为了摆脱无聊，其中的一个人说，“为什么我们不组一个乐队呢？”于是，在1975年万圣节的夜晚，这件事情的发生让我觉得生平第一次，我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
记者：摇滚给你带来了什么？
鲍伯：世界的舌头并不是英语，而是流行音乐，在各种不同的文化间传播。当滚石和凯斯在台上“嗒，迪……迪，嗒”，那些内容是关于性的。米克在台上可以唱他想唱的。但是那些音乐基本上是关于挫折，很多是关于欲求不满的结果。很多歌太过火，很多歌是因为被拒绝而愤怒地嘶叫。但基本上说，是被女孩子拒绝。所以，当我开始唱歌，那是在1975年，爱尔兰的一个天主教教室里，在这个让人产生幽闭恐怖的地方，我们有30个人在一起，宣泄我们所有的疯狂。演出的中途休息的时候，一个女孩很随意地走向我，对我说，“我想跟你做爱。”———你知道，这是每一个被生活挫败的男孩的梦想。那时候我想，“天哪，我真的加入一个乐队了。”于是我说，“等一下。”我转身到教室的黑板，擦掉了“午夜暴徒”的名字，换成了“都市老鼠（BoomtownRats）”，因为我们代表白天。我想我应该礼貌一点，于是我假装这件事对我很有意义地对她说，“你看，我们明天再见面行吗？”她说，“不。”所以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我就完全是一个怪物，放着这样的好事不做；要么，我就第一次靠摇滚得到跟女孩上床的机会。在那个时候，她渴望我只是因为“他在舞台上看起来很可爱，我要跟他上床，不管他的名字”。
与慈善无关，与正义有关
记者：提到Liveaid,我想说，即使是现在去看当时的纪录，也会觉得很不可思议，那个巨星云集，规模超大的音乐会，你怎么做到的？
鲍伯：我也被吓坏了。最初的时候，我想我可能会失败。音乐会之前的那个夜晚，葆拉必须在我的身体下面垫上毛巾，因为我全身冒冷汗。那时候真的很恐惧，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乐队来演出是签了合同的，连灯光师都没有签合同，更不用提灯光公司了。
记者：所以很有可能，到了那一天，只有你出现了，现场却一个人都没有。
鲍伯：很有可能，对我们来说，要真那样的话，17个小时对BoomtownRats来说实在太多了。那时我没有这件事情多么浪漫，多么了不起，只是当我走上舞台，和我的乐队的时候，作为乐队的一员，我感觉到了。
记者：我能想象，150万歌迷，当你走出来的时候，你知不知道观众就在那里？
鲍伯：我知道，因为BillyConnolly出现了，她告诉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98%能收到我们节目的电视台都在播放这个事件。所以当我走出来的时候，我想到，在Vladivostok、TierradelFuego，在上海都有人在看这个节目。
记者：让你想办音乐会的导火索是MichaelBurke在BBC电台关于埃塞俄比亚的饥荒的报道。但是，去年，MichaelBurke回到埃塞俄比亚，他说在埃塞俄比亚，现在挨饿的人们是1984年的两倍。你怎么保证自己的影响会持续下去呢？
鲍伯：埃塞俄比亚从来不能够让那里的人都吃饱肚子。它只能填饱90%的人。所以，那里会有营养不良，在非洲来说是司空见惯。在一个食品过剩的世界里，非洲每年都有大量贫民死于饥饿，甚至比那些死于艾滋病、疟疾、战争的人更多。同时，非洲得到的援助越来越少。每年光联合国的约算就有120亿到200亿，更不用提美国、澳大利亚，但是他们签署了这些协议却不去实行。
记者：为什么人们敞开心灵帮助印尼海啸受难者，却要对达尔福尔（苏丹一地区）的人们置之不理呢？
鲍伯：印尼海啸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尤其对澳大利亚来说，那就是它的隔壁。作为人，我们总是愿意相信我们可以控制一切。事实是，我们什么都控制不了。海啸提醒了我们这一点。让我们觉得恐慌，于是我们投钱进去，试图控制局面。同时，在非洲，每天都发生海啸那样悲惨的事情，不管是不是疟疾———每年500万。苍蝇咬了一下，就会导致每年500万人死去。
记者：你提到了在非洲，寂静的海啸每天都在发生，如果那里的一切都是寂静的，你怎么引起人们的关注呢？
鲍伯：音乐会达到了目的。我在做的就是引起政治人物的改变。布莱尔和布朗他们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事情。那是他们工作日程中的事情。所以，就有了这个音乐会。我们花了20多年才认识到这不是一个慈善的问题，而是一个正义的问题。20多年过去了，那些弹着吉他和键盘的人们可以大有作为。我记得皮特·汤森德说，当皮特不愿在迈克尔·摩尔的电影里的时候，迈克尔·摩尔很生气，于是，皮特说，“你得让我相信，迈克尔，一个拿摄像机的人能够比一个吉他手更快地改变世界”。皮特是对的。政治改变不了地震，但是政治可以阻止人们死于疟疾，艾滋病、战争和饥饿。只有政治家们可以做到那些。
只有爱能填满空虚的心灵
记者：你提到自己常年空虚，为什么？
鲍伯：7岁的时候，母亲死了，那时候我还没有永恒的概念，并不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只是后来，到了青春期，11岁的时候，一些事情发生，我放弃了一切，变得毫无希望，我是学校里的怪物，总是在寻求关注。所以也总是有空虚感一一种失落的感觉。现在，作为一个中年男人，我当然知道这种感觉是什么，从何而来。只有爱能充满空虚的心灵。我是说，当你被拥抱，被亲吻的时候，当你和你的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你才会感到充实。
记者：当葆拉离开你的时候，你说没有爱的生活毫无意义。现在和珍妮在一起，你的生活更丰富了吗？
鲍伯：当葆拉离开我的时候，我很爱她。那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太大的意外。好像一切有意义的事情也被带走了。这些年来，一点点挨过去，我发现生活中还有其他的事情在继续。现在我保证我不会再被打击得那么厉害了。但是我也被永远地改变了，我更少相信什么，所以，你知道，如果这种事情再度发生，那是致命的。
记者：还有一件事情，你很少提到，那就是作为一个父亲……当葆拉和迈克尔的事情发生后，你怎么度过这段时间？
鲍伯：我没有看报纸，也避开一切报道。那就是对待媒体的正确态度。我们都是凡人，但是有时候有些人忘掉了人道。
记者：当葆拉怀上了迈克尔的孩子的时候，你怎么处理你的愤怒？
鲍伯：那些跟我感到的痛苦相比算不了什么。
记者：当泰格·莉莉（8岁）长大以后，你怎么跟她解释她的父母的事情呢？
鲍伯：我不想单独地谈论孩子的事情。就普遍意义来说，我们的孩子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他们的爸爸妈妈作为摇滚明星生活在一个有好莱坞的国家里。英国没有好莱坞。那里，明星们不会摆架子，他们按时回家。我们的孩子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努力地寻找着他们自己的判断。他们真的很了不起，他们很有意思，昨天晚上，我跟费费说晚安的时候，她说，“你知道，我真的以你为荣。”作为一个父亲，这件事情真要命。所以，我说，“谢谢你，宝贝。”
记者：如果你需要什么事情来洗刷你曾经的痛苦，这就是了。
鲍伯：完全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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