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胡适周汝昌交往与苗怀明先生商榷
近读苗怀明先生发表于新京报7月15日大作《是师生之谊还是竞争对手》，觉得很是遗憾。作为红学关注者，我反复阅读了当年胡周二位先生的往来信札，觉得苗怀明先生此文的结论是立不住脚的。我试从以下方面重新还原这段历史，并与苗先生商榷：
关于周汝昌信件内容
苗先生对周汝昌的信件内容作了精简的概括，“一是向胡适本人借书、请其代借图书及提供研究线索。”“另一主要内容是向胡适请教，希望得到其帮助、指导与提携。”“另一方面则是请胡适帮忙审读、推荐发表论文。”可惜精简却未必精当。
时为学子的周汝昌偶然在燕大图书馆发现《懋斋诗钞》，便撰文载于天津《民国日报》，胡适见报主动致函。其后周汝昌投书，请胡适帮忙借书，“去冬偶然为文谈曹雪芹，蒙先生赐复，兴趣转浓”。也在同一封信里周汝昌说了要做一本小册子，目的是“明了雪芹家世”，而所借《楝亭集》、《四松堂集》都是和曹雪芹有关的书籍。
苗先生先引周汝昌1949年说法，“我之写一部《证石头记》，惟一目的即在坚持前见，以科学的历史方法与材料证明所见之不误”，后又引周汝昌回忆和胡适的争辩而立志作书的语句，据此说前后“矛盾”。周汝昌在给胡适的信中明说胡适的理由“太不充分”，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见解，而苗先生所引周老也说了是“坚持前见”。可见是在“坚持前见”的基础上又收集资料，细心考辨终成《红楼梦新证》。
而“坚持前见”便正是和胡适发生争执却并不改初衷，这本来是极清晰的，到了苗先生笔下却出现了“矛盾”。
周汝昌作为后学，奉函向大家胡适请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胡先生也不吝笔墨给与了提点。这些修改周汝昌接受与否是他的事，这是一种独立的学术人格。
也是这种不赞同演化为分歧乃至争辩。在此我发现了一个事实，苗先生概括周信，把信札中占最大篇幅的学术论述整个漏掉，却把那些“边角材料”加以概括，那么争辩是“虚构的”，在苗先生眼里就正常了。
胡周争辩其实是胡周对话
1948年7月（民国三十七年），胡适给周信里面突然提到了一句“撇开一切成见，以虚心作出发点也是很重要”。周汝昌哪里不虚心了呢？一个初涉研红的学生哪里来的“成见”呢？原来俞平伯针对周汝昌的考证发表了文字，周汝昌马上反驳，也许在胡适眼中变成了“虚心”不够。从紧接一封信里显示，周汝昌对胡适的“批评”是很重视的，专门进行解释。
而面对胡适要求“把年表收起来”的建议和俞平伯“年表不好作”的戏谑，周汝昌甚至把自己年表价值降格，主动说“决不以年表为主要证据”。可见初涉红坛的周汝昌遭两大考证名家的反对，心中自是焦急和不知所措，而后来不迷信胡俞，坚持自己的年表，这是学术独立不盲从的极可贵的品德。
争论自这里萌生了。此后的信件，周汝昌一面告知胡适写作近况，一面在信中陈述学术进展，而胡适此时已经到了最忙碌的时刻，回复信件往往颇为简短，而且都聚焦到了周汝昌为甲戌本写的长文上。苗怀明先生说周汝昌在胡适最忙乱的时候不断打扰人家，这正说明周汝昌书生气太重。
苗先生说他翻遍了胡周信件都没见到所谓争论。如果苗先生是专门为了诘难周汝昌而去看信，那么当然找不到争论，因为争论本不是信件而是这篇长文！而且胡适与周汝昌之间的学术不同，周老在回忆中多作“分歧”“争执”“争论”，苗先生却独作“争吵”，并谓之“更为恰当贴切，也更形象”其良苦用心，让人齿冷。
第一，苗先生完全把注意力放在信件上，以为这就是胡周交往的全部，继而得出“虚构”的争论的结论。从这里看出，苗先生对周胡二人的交往是完全陌生；第二，苗先生说“不知道被胡适画大十叉的是不是这一篇，因未见到原件，不敢妄谈”，苗先生自己说见到胡周信函是在《石头记会真》里，可这篇“被胡适画大十叉”的文章照片就印在了《石头记会真》的卷首，苗先生居然在同一本书里面看到了一部分没看到一部分，简直就是奇怪至极。
那么，争论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还是去看看那篇被胡适批阅的文稿。恰好，这篇文章也是收在了《石头记会真》里。文章开头周汝昌赞赏甲戌本“罕有之孤本”胡适将此一大句连上文一句圈去。日后周反批“不删”，还是一贯的倔强和学术之独立。而此文第三节“高鹗实未见此本”，胡适打双十叉划去。这便是争论之实有，且分歧殊大。
然而周汝昌给胡适去最后一信（1948年10月），借戚序大字本，同日周汝昌自己重阅被胡适批改的长文说“只嫌吾行文拖沓，而阅乎意见是否正确，全无一句评按，冷静过于常人，不似其是是而非非勇于奖人之素性”。后又加语（此文）“写得最乱，字句尤多未佳，我亦可得而笔削。”可见虽然争论，周对胡并无芥蒂，心中满是钦佩。而胡呢？从后来依然借周戚本来看，可见也无甚不快芥蒂。两人交往终因政治缘由戛然而止，对于胡周来说未能进一步往来讨论未尝不是恨事，对我们一般读者而言，失去了看见两位前后宗师的深入对话，更是遗憾万分。
苗先生文章的错误
苗先生喜欢对一些事实加以概括，但概括得往往不很完备。前文已述胡周二人并未因为学术分歧人情生疏，至于通信中断实在是外因所逼迫，这也人所共知。这种“未能延续下去”的联系，苗先生却用“绝交”加以概括。苗先生还说胡适把周文“退回”，这是不符合史实的，我们看看胡适先生的原话：“尊文暂存我家。我大概在十月初可回来，那时请你来取此文，并看《四松堂集》。”后来经过胡适手批后，请了孙楷第先生带给周汝昌。再者，胡周交往这是两人私事，前后或因误记或因私情总有些不愿公开或是公开却难免有误的事端。若依一面之辞，胡先生曾说“《四松堂集》稿本是我临时故意留给他。”“我叫两个年轻人抄了一份副本。”难道苗先生据此推断，《四松堂集》不是周汝昌索借？甲戌副本也并非周氏兄弟“擅自”为之？
苗先生文中说“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他（周汝昌）没有说过。”的那一段讲雪芹书进《白话文学史》而被胡适大叉划去的文字，实际上原文收在《石头记会真》里。
周汝昌怎么说呢？原文如下：（俞老评高鹗有功）高捣鬼达百数十年，以珷玞而乱玉，狗尾而续貂！
非唯无罪，反致美评，此固自另一观点而定论，然亦高君之幸运也。余独深恶而痛绝之。“这五十多年前的文字我引录于此，苗先生怎么能说它是”虚构“的呢？
苗先生甚至说“周汝昌此时虽然对程本不满意，但还没到后来那种深恶痛绝、必除之而后快的程度”，事实上，周汝昌的长文里，也就是被胡适划去的部分，周汝昌说高鹗“眼下无筋，皮下无血，恬不知耻，篡改旧文，点金成铁，全无文德”。这还不算深恶痛绝，除之后快吗？
综上所述，胡周二位先生的交往并无苗先生所说的那么隐讳和“内幕”。
二人只有学术分歧，不存在道德纠纷。仅从周汝昌并未因时局莫测而将甲戌本据为己有，反而急忙归还一事来看，其坦荡襟怀和高尚人品可见。至于徒弟师父之说更是荒唐，周汝昌从来没有不承认过他走的路是胡适开创的，而这也正是信札中反映的。
两个人的回忆根本不冲突，甚至还可相互对看，足见交往之坦荡诚恳。胡适先生奖掖后生、殷殷垂询之情状令人感念，而周汝昌不迷权威，独自钻研都是极好的作风品德，可鉴之后人。偏偏这种精神到了苗先生笔下竟成了忘恩负义的代名词。
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周先生对于胡先生的尊崇至今不改，周先生在《平生一面旧城东》中曾说：“在我五六十年来有幸接触交往的鸿儒硕学中，称量其为人的气度气象、胸襟视野，我感到惟有胡适之能够得上一个‘大’字。”在很多场合周汝昌对胡适不止一次地表达了“感念”之心。周汝昌皇皇千万言著述中没有一个字对胡先生人身不敬，凡言语到处无不谦虚，这一点后学我辈并苗先生当有所教益。
刘文莉（北京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