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全国书市，余华从北京赶到桂林，刚下飞机就被拉到展馆签名售书。那时，他已经很长时间没写小说了。他去美国大学巡回演讲，零星地写些外国作家作品谈、乃至音乐随笔。有人质疑，余华是不是江郎才尽了？
书市结束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安排我们同游阳朔。在餐桌上、在游船上、在乘车去景点途中……我们近距离地看余华、听余华说。记得他很感慨地说，欧美作家是用写五本书的
精力写一本书，而我们的作家是用写一本书的精力写五本书。还记得他说起在写一部大作品；但写得不顺，让他怀疑自己失去了叙述能力。后来，他转而写一部小长篇，算来，应该就是这部《兄弟》了。
如今，面对期待已久的读者，余华终于捧出了《兄弟》，它距离上一部《许三观卖血记》时隔十载。
新作品犹如衔金汤匙而生的婴儿，还未降生就已收获无数关注，包括余华自己也充满了期待。昨天，记者与余华面对面聊文学，一句“写作就是这样奇妙，从狭窄开始往往写出宽广，从宽广开始反而写出狭窄”———道出了无限感慨。
《兄弟》让我恢复写作能力
记者：《许三观卖血记》之后到现在刚好十年，期间您没有新小说出版。现在很多人评价《兄弟》是“十年磨一剑”，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余华：《兄弟》是去年4月开始写的，用了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完成。从这个角度而言，创作《兄弟》远远少于十年；但从广义上来说，确实是十年磨一剑。因为这十年，我几乎丧失了写作能力，直到《兄弟》，终于恢复过来。
记者：对一个作家来说，丧失写作能力是件可怕的事。
余华：是的。1995年完成《许三观卖血记》后直到1999年，期间我写了些随笔。2000年，我决定重新写小说，并着手写一部望不到尽头的小说。这是一个关于三个家庭和一个世纪的故事。最初预计写100万字，但是写到20万字，就怎么也写不下去了。2003年8月，我去了美国，东奔西走7个月后回到北京，发现自己失去了漫长叙述的欲望，然后我开始写作这部《兄弟》。
记者：《兄弟》又是怎么让你发现自己的写作能力重新恢复过来的？
余华：不但恢复，而且超过了我原有的能力。《兄弟》最初构思是一部10万字的小说，最后篇幅超过了40万字。因为写作过程中，叙述统治了我的写作，平时以为只能写2000字篇幅的内容居然能写到20000字，而且不嗦。在恢复长篇叙述能力的同时，我也意识到之前写作能力的丧失，是因为过于追求小说的精美。其实，小说就像一座城市，细节很美，但在飞机上俯瞰它的全貌，也许会觉得有某种粗糙感。写作因为过于追求极致的精美，反而丧失了最原始的真实生命力。
一对兄弟连起两个时代
记者：看了《兄弟》上部，觉得跟您以往作品相比，新作延续了您擅长把小人物幕后灾难推到幕前的小说风格，但是更感觉您在试图重构比以往小说更具历史丰富性的“大叙事”方式，是这样的吗？
余华：“大叙事”并非我的初衷，我以前是小说写不长，现在是小说写不短。现实和历史左右了我的写作，就像眼睛和内心的关系一样，当眼睛看到缤纷的色彩时，内心就不会只有黑白两色了。
《兄弟》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众生万相的时代。西方人几乎要跨过数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连接这两个时代的纽带就是这兄弟两人，这也是我写作激情所在。如果说《兄弟》之前，我作品中的主人公还掌握在命运之手的话，那么《兄弟》里，我的小说人物是被时代所决定了。
没有一个作家会为“流派”写作
记者：很多人认为，《兄弟》无法超越《许三观卖血记》，因为他背离了后者单纯的叙事方式。相对而言，《兄弟》的叙述方式太“芜杂”。
余华：这也正是我想说的。《兄弟》的叙述方式多维、立体，叙事强度的增强正是我在这部小说中实现的自我突破。我理解读者会因为习惯了《许三观卖血记》的叙事方式而对《兄弟》暂时难以接受，就像当年《许三观卖血记》出版时因为没有承袭《活着》的叙事风格而遭到批评一样。
记者：为什么不“克隆”已经受到大众肯定的叙事方式，却要吃力不讨好地另辟蹊径？
余华：一个作家需要走在自己前面。文革后，中国文学的历史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然后画上句号。几年前，我曾认为自己是一个先锋文学代表作家之一。现在，先锋文学潮流已经过去，作为个体，我不再属于任何流派，作家只属于文学本身。但是我依然能做到另一种“先锋”，就是走在自己前面，而不是一步三回头。就像我喜欢巴赫的音乐，以前总会有意识地把这种音乐融入到作品中，在《许三观卖血记》中尤其明显。但是从《兄弟》看，作品中庞杂的众生万相，根本无法用一曲合适的音乐来形容。我想，没有一个作家会为固定的“流派”写作，我也不会固守住同一个自己。
暴力美学源自童年记忆
记者：虽然作品的叙述方式一直在变，但有一点却始终没变，就是您的作品里始终充满暴力和死亡。新作《兄弟》也不例外，您怎么看？
余华：暴力和死亡能带来强烈的冲突。我本人比较喜欢这种强烈，也许这跟童年的记忆有关。我的童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文革开始那年我是小学一年级，文革结束我也中学毕业了。我父母都是医生，家庭相对稳定，但是文革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对于孩子的那种恐怖。那时，家就在医院，对门是太平间，隔一两天就死人，我是在哭声中长大的。
记者：是不是《在细雨中呐喊》的那个孩子就是你自己？
余华：那个孩子只是部分的我，他确实代表了我的许多童年感受。但是当一个人在长大后去回忆童年的时候，很多虚构的成分也会加进去，何况这是本小说。
《兄弟》下部“先睹为快”
记者：《兄弟》分上下部，刚好是一个时代一本书。现在出版的是《兄弟》的上部，下部何时与读者见面？
余华：下部初稿已完成，但还需要作一些修改，估计今年年底才能出版。下部的结构与上部几乎一致。《兄弟》上部中不停有时空穿插，但是小说开头的时间与小说结尾的时间是一致的。下部中，小说开头的时间是兄弟俩18岁参加工作，结尾依然是这个时间。除结构外，上下部会有很大不同：上部着力描绘的是反人性的文革时代，下部则是人性泛滥的现时社会。
记者：《兄弟》中的兄弟指李光头和宋钢，上部中李光头是绝对的主角，下部宋钢会否成为主角？
余华：主角还是李光头。这是一个性格上一往直前的人，也是个能让我兴奋起来的人物。文革中，李光头的母亲临死前最放心不下就是李光头，这个人到了新时代反而能如鱼得水，宋钢那样的老实人却未必。另外，上部中出现的其他人物，在下部中也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我在写下部的时候，写着写着自己就先被逗乐了。当然，下部绝对不是一部喜剧，在时代背景下，人物关系更复杂微妙，而灾难的程度也更加强烈。
电影《活着》不像我的小说
记者：张艺谋把《活着》改编成同名电影，很多人认为电影远不如小说，您自己怎么评价？
余华：我看过这部电影，加起来不下20遍。我去国外的时候，一些机构“逮”不住张艺谋，就“逮”我，把我邀请过去，然后放映电影《活着》，再请我这个原著作者现身说法。我坐不住，于是偷跑出来溜达，可出了门发现自己英语不好无法和人交流更无聊，还不如回来看电影，所以，就这么一遍一遍地看。
电影《活着》和小说《活着》，如果让我说区别，那就是电影不像我的小说。我对熟悉的东西有种偏执，所以觉得电影是陌生的。当然，看了那么多遍电影，我也算熟悉了电影，感觉上依然是两个版本的《活着》。
记者：以前曾听说《许三观卖血记》有望拍成电影，而且可能让姜文出演许三观，现在进展如何？
余华：当年有过这么一说，后来搁置下来。不过《许三观卖血记》拍成电影已成定局。韩国电影《丑闻》导演李在容已拿走《许三观卖血记》的电影拍摄权，将在明年正式开拍。当然，许三观成了“韩国人”。
余华，浙江海盐人，生于1960年4月3日，1978年开始当了5年牙科医生，后弃医从文。1984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星星》，初期的文学创作，深受川端康成和卡夫卡影响，后来探索自己的艺术道路，《现实一种》、《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鲜血梅花》等广为流传的力作，使他成为中国当代重要的小说家，是中国大陆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
李君娜 本报记者 姜小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