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写作家作品论比较勤快，对那些好发议论而不肯涉及具体作家作品的同行，就多有腹诽，戏称他们为“不评家”，即不写评论的评论家。现在应该把这顶帽子戴在自己头上了，但我的沦为“不评家”，另有原因，简单地说，就是我发现，除了具体的作家作品，另一些“文本”，比如当前的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文本，或许更值得评论。
但这里只能先谈谈“印象”，一个“不评家”算不上评论的观察和议论。围绕“印象
”做文章，大概也属于“中国现当代学科合法性危机”的一种表征吧，然而目前“印象式批评”奇缺，是否也会造成另一种“合法性危机”？
文学家当然也要理性地、科学地研究社会，但他恐怕主要还是“研究”他所直接接触到的社会上的人的心灵，灵魂，情感，感觉，也就是“研究”社会上的人对时代和世界的“印象”，然后把这种“研究”掺和着自己的“印象”一同写出来，成为文学作品。是否科学地研究透了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恐怕并不是一个文学家或批评家（我觉得二者原无本质的区别）首先应该关心的，否则一部中国文学史，在二十世纪的庸俗社会学产生之前，就还没有开始。
但如果没有“印象”，如果不提供“印象”，肯定就不叫文学家或批评家。今天，一个文学家，批评家，似乎“读书养气”，接触社会，还不够，而必须能够讲点“被压抑的现代性”，提倡一点“人文精神”，标榜一点“学术规范”，夹道欢迎“全球化”，“国际资本”，否则就什么也不是了。于是我们看到，今天的文学家和批评家纷纷鄙弃自己的“印象”，把灵魂和感情藏起来，东拉一种理论，西借一套话语，像模像样地搞起科学的社会和文化研究来，———又不敢学创造社诸君子的样子堂皇地声称自己就是社会问题的权威，而只是给自己的工作起了一个谦卑的别名：“文化研究”。
这种研究，因为不敢正视自己的“印象”，更不敢脱口说出自己的“印象”，怕被别人视为浅薄，简单，对不起学者教授批评家的美誉和岗位津贴，特殊津贴，所以只好硬将自己绕进这个那个理论中，法海似的躲在里面，不肯出来了，只留一个虚假的“我”，哇啦哇啦口吐各种理论的拙劣的复制品，对任何一个“学术问题”都如临大敌，烹小鲜如治大国，十八般兵器全摆出来，一页纸上引号不断，从柏拉图到康德、黑格尔、哈贝马斯、德理达、福科、拉康、鲍德理亚尔、齐泽克，齐来帮忙，但最后总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还要继续研究”。可能“研究经费”还得继续申请吧———但就是一点“印象”也没有，当然更没有文学。
“您对中国当代文学有什么印象？”———鄙弃“印象”的学者批评家们，总有一天会向那些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人这样地“打听印象”的，但如果那些外国人够诚实，够谦虚，应该反问：您先生作为中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对中国文学有什么“印象”？
有“印象”的批评并不等于“印象”批评，它可以一面保留“印象”，一面收集材料改善方法以便更深入地剖析和更有力地表达“印象”。
不管怎样，我们现在有理由向中国文学批评界要求更多更清晰的“印象”。比如，对一个作家，你得先说出自己的好恶，价值的评判，得让读者知道你认为这个作家究竟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不好。除非事关“科研经费”，不要总是兜圈子，要防止将读者兜昏了，更要防止鲁迅所说的，把自己“练成傻子”。
郜元宝（文学评论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