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书过眼
谢泳
辞典编纂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对这种现象的研究，在历史学当中，应说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按照华勒斯坦的说法，一种学科的建制化完成，通常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大学里
有没有相应的教授位置，二是进不进入图书馆的检索方法。我想这在两种条件以外，有时候可能还要考虑同时代相关辞典的收录情况。因为一个历史事件或者一个历史人物的重要性，有时候可以从当时的相关辞书中发现它的位置，那是他们进入历史的开始。一个基本前提是承认在现代社会中，辞典的编纂是文化积累和承传的一个重要方式，这个方式本身受意识形态影响，比如文革中《新英汉辞典》或者《新华字典》的编纂与修改。但在过去，相对来说，辞典编纂中意识形态的影响不是很重要。作为一种文化承传方式，辞典编纂本身所具有的中立性已经得到确立，也就是说，这种形式只承担知识承传方面的责任，而不负责评价历史。
在旧书市场上，辞典的流通不是很普遍，因为它的价值，一般只有专业人士才能看得出来。还有一个情况是辞典作为工具，它的最好去处是图书馆，越是大的辞典，在图书馆出现的机会越高，而在个人手中很少出现，所以在流通方面，它的出现概率也较低。而我认为，重要的辞典是保存历史的有效方法。我十几年前就买过唐铖等前辈编辑的《中国教育大辞书》，我以为对于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这本辞典应该是必读书，其它类似的东西还有很多，专业方面的辞典也有同类的功能。
我还买到过一本1919年由日本人田原天南负责编辑的《最新支那官绅录》。虽然是用日文写成，但因为大部分文字都是汉语，就是不谙日文的人也还看得懂。这本辞典对于了解当时中国社会重要成员的情况很有帮助，因为是同时代出版的辞典，相对来说准确度较好。这本辞典是由当时在北京的支那研究会负责编辑的，主其事者是田原天南，他曾做过日据时代台湾一家报纸的记者，编过著名的《台湾史料》。
不是说所有进入辞典的人都可以成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因为事情是变化的。但一本辞典的完成，对于当时来说，能不能进入却也是一个观察历史人物的重要角度。我们看《最新支那官绅录》，虽然它的收录条件有自己的标准，但重要人物一般不会遗漏。历史的趣味常常可以从辞典中看出来。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那些后来对中国社会发生重要影响的人，还都没有进入这本辞典。而那些进入这本辞典的人，多数后来都不重要了。辞典里有陈独秀，而没有毛泽东，有许寿裳，而没有鲁迅，有钱玄同，而没有胡适等等。可以有许多解释方法，但不论哪一种解释，都不能改变历史的趣味。在活的历史中，没有永远的大人物，也没有永远的凡人，时间会改变每个人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