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感觉找回来了，而且我还发现了自己一种新的写作能力。我这部作品叙述的强度，远远高于我前面的三部长篇。比它们更有力量。为什么我愿意把《兄弟》的上部单独拿出来？因为我觉得仅仅是上部，就已经不在《活着》和《许三观》之下了。
可能你不一定能真正写出伟大的作品，但你怀有这样的愿望，这样努力去做的话，你肯定会比没有这样的愿望、没有这样的努力写出来的作品要好。
——7月22日余华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说
本期评审团成员
林扶叠 本报书评人
阿乙新京报书评人
余少镭 专栏作家
胡传吉 文学博士候选人
评审标准
很好，令人手不释卷
好，但并不完美
一般，没有惊喜
失望
很失望
失控年代的失控写作
评分:
鉴定:本来，以此为题材的小说屡见不鲜，但余华笔下的宋凡平，却以他独特的“笑对苦难”的方式，将对时代悲剧的控诉张力发挥到极致，也使小说有了更为震撼人心的力度。
除了余华，我不知道还有哪位当代作家能像他一样，在沉寂十年的时间里，仍然被读者和评论家时刻牵挂着；而新书刚写了一半，出版商便迫不及待地出版，读者迫不及待地抢购，评论家迫不及待地褒贬——然后，全体再迫不及待地盼着书的下半部的面世。
余华能享此殊遇，原因众所周知:他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至今仍是中国当代文坛无人能够逾越的标高。我们期待余华，就像期待刘翔一样，期待着他们能超越自己，更快、更高、更强。尤其这十年，在目睹了当代文坛丑态百出的作秀性“写作”之后，我们更有理由盼着，真正对时代负责任的作家，能写出对读者负责任的作品来。
基于以上原因，《兄弟》(上)所受到的普遍关注及由之而来的褒贬，都是文坛的利好消息。
和《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一样，《兄弟》(上)延续了“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活着》中福贵娘语)的主题。不同的是，小说主人公宋凡平一家的苦难，远非一个“穷”字所能道尽。在小说中，以宋凡平为主的这个重新组合的家庭，正觉得生活刚有奔头的时候，却被动地而来的革命碾成齑粉，家破人亡，兄弟离散。本来，以此为题材的小说屡见不鲜，但余华笔下的宋凡平，却以他独特的“笑对苦难”的方式，将对时代悲剧的控诉张力发挥到极致，也使小说有了更为震撼人心的力度。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孔子这句话，我一直认为有两种含义:一是在暴政的绞轧下，百姓只能当待宰的牺牲品；二是，暴政也能将一部分人的兽性诱发出来，使他们成为绞轧另一部分人的鹰犬。在《兄弟》(上)中，宋凡平在长途车站被十一个“红袖章”活活打死的一幕，便是对这两种含义最血淋淋的诠释。鲁迅总结中国历史，说中国人不外两个时代，一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因为出身地主，宋凡平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做稳奴隶”，才能换来妻小的安宁:他逆来顺受，在“革命小将”面前甘当刍狗，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甚至教他们怎么用“扫荡腿”来打自己；在孩子面前，他则善于强颜欢笑，以常人所不能的乐观，来消弭暴政对下一代留下的阴影；而他临死时惟一的一次求饶，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实现亲自去接妻子出院的诺言……可是，“不仁”的“天地”是不会让宋凡平们做稳奴隶的，不把这些“反动派”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天地”及其鹰犬不会善罢甘休。所以，小说中宋凡平之死，表面看起来有偶然因素——他是想逃去上海接妻子出院而被打死的，其实，他不在长途车站前被打死，也会在被监禁的仓库里被折磨死，这是必然的。
有时代责任感的作家都是悲悯的，而悲悯则是冷静的敌人。有勇气直面“史无前例”的苦难题材的作家，最难的便是控制自己的情感，不让愤慨的情绪在笔端泛滥，从而左右了冷静客观的叙述。于是，《兄弟》(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略不同于以往的余华——用他自己的话说，《兄弟》的写作是一种失控的写作，失控的地方，喜欢余华的读者应该都能发现，最明显的便是李兰在医院门口等待宋凡平那一节的煽情描写，还有，在写到那些“红袖章”因踢死宋凡平用力过猛而走路一腐一拐时，余华借旁观者苏妈之口，直接使用了“这六个禽兽不如的红袖章”这样的愤激之语，苏妈“心想他们简直不是人，她对自己说:‘人怎么会这样狠毒啊！’”这些近乎幼稚的语言，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同时，在小说中，我们也能看到理智的余华在跟他自己的“失控”作斗争:为了不让小说中的悲情泛滥成灾，余华掺进了不少的黑色幽默甚至是荒诞的细节描写，一方面想让这些细节来对哭笑不得的时代进行反讽，另一方面，也可以冲淡那些浓墨重彩的血腥悲剧。但这么一来，原来对细节就非常迷恋的余华，在《兄弟》(上)中个别地方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别的不说，小说开头对李光头在厕所里偷看女人屁股的详细刻画，几乎是在挑战读者的审丑极限，似乎又回到了《现实一种》时代的炫技式写作。难怪一些喜欢余华的读者，看了前几页《兄弟》便大失所望。
但不管如何，已经面世的《兄弟》(上)，虽然超越不了余华自己的标高，仍是当代文坛的一剂强心针。它使我们更有理由对《兄弟》(下)充满期待和担心——期待的是，那将是余华第一次在小说中对当代生活的全方位切入，余华能否超越自己，全在此一跃；而我们担心的是，“文革”是因政治失控而疯狂的时代，当代则是因欲望失控而疯狂的时代，对当代生活的叙述，是不少优秀作家的滑铁卢——因为“当局者”对现实的廓清，要比“旁观者”更难。余华能否让写作不再失控，不被时代牵着鼻子走，在炫技的同时从根本处抓住时代的脉搏，我们拭目以待。
余少镭
除了煽情，乏善可陈
评级:
鉴定:余华在整本书中平铺直叙了几个故事，所有的情节止于文字的表面，固然煽情，却没有任何伏笔和可资回味和细究的细节。尽管如此，《兄弟》注定是一本能够获得赞誉的小说。
这是一本好看的小说，也是一本感人的小说。类似于琼瑶阿姨的作品足以让任何女中学生痛哭流涕，《兄弟》足以让任何30岁以上的男女文学中年们泪流满面。但，这是一本好小说吗？如果不是署名“余华”，在看完小说第一段，我会压抑住自己的鄙视，让自己看下去吗？——判断一部小说的好坏，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细读第一段，看看它是否蕴藏着足够丰富而且准确的线索。
《兄弟》第一段:“……李光头坐在他远近闻名的镀金马桶上，闭上眼睛开始想象自己在太空轨道上的漂泊生涯，四周的冷清深不可测，李光头俯瞰壮丽的地球如何徐徐地展开，不由心酸落泪，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在地球上已经是举目无亲了。”
在这一段，有一个表示时间概念的词“这时候”。从上下文里，读者无法立刻判断出这个“这时候”，究竟是“坐到镀金马桶上”的时候，还是“俯瞰地球，心酸落泪”的时候。而该长句没有使用除逗号以外的其他标点符号，可以隐含转折或结束的时间关系和逻辑关系。由此，不妨把这个长句的时态和逻辑关系看做顺延而非转折，“心酸落泪”与紧邻的“那个时候”构成接应关系，处于同一时间状态。那么，这个长句的时态则是“未来完成时”。
这一时态的使用，在最近几十年的文学创作里屡见不鲜，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先锋小说尚且处于“学习”阶段。这一时态在文学上的赫赫有名，成为学习小说写作的固定句式，是因为大名鼎鼎的《百年孤独》，“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写手来说，使用这一句式，是有情可原和值得鼓励的事情。而对于誉满中华文坛的余华来说，在小说的开头部分使用这一赫赫有名的句式，则是一件可疑的事情:在这一“滥俗”掉了的句式里，是不是隐藏着什么阴谋？
这是我在读完该段落后的第一反应，也是我在其后的阅读中用力寻找的东西。由于《在细雨中呼喊》以及他的诸多短篇小说所呈现出的细节上的考究和新奇，使我对余华这部“十年磨一剑”的作品充满了期待和奢望。然而遗憾的是，该书读完，没有任何呼应小说第一段的细节、时态出现。余华在整本书中平铺直叙了几个故事，所有的情节止于文字的表面，固然煽情，却没有任何伏笔和可资回味和细究的细节。而在这几个故事中，“掉进粪坑”的故事以及关于粪坑的描述在《一个地主的死》、《在细雨中呼喊》中得到过淋漓尽致的呈现，此次余华不过是“抄袭”了一下自己而已。小说的第一部分“流氓游街”中，赵诗人和刘作家的身份设定和动作安排，在无数小说中都已经出现过，了无新意——尤其奇怪的是，在小说的“扫荡腿”部分，赵诗人和刘作家的“前身”被设计成两个面目不清的类型化的中学生，丝毫看不出与后面的“诗人”和“作家”有什么性格上或者细节上的呼应关系。也许余华在这里只是懒得给小说人物起名字罢了。
在小说的文字和结构方面，《兄弟》类似于《许三观卖血记》。如果说《许三观卖血记》里的文字推进，尚且有着波折和层次的话，《兄弟》的文字推进，则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修辞手法，一味地依赖于排比句式的使用。似乎除了感情充沛磅礴的排比句，余华不知道自己还能使用什么修辞来表达自己充沛磅礴的感情，以至于整部小说，除了不知克制的煽情和“宋凡平之死”一章中的血腥之外，乏善可陈。顺便说一句，小说里不时出现冗句冗词，比起余华之前作品的精细品质来说，粗糙了许多。这或者说明，余华已经失去了对字词句的审辨能力，或者说明这本小说写得并不认真。
尽管如此，《兄弟》注定是一本能够获得赞誉的小说。毕竟，在中国当下的文学现状里，拥有感情的小说少之有少，能够写出短句子的小说家更加稀少，如大熊猫。仅此两点，该小说及格。
林扶叠
对恶作剧的顽固迷恋
评分:
鉴定:至少在这《兄弟》的上部里，我看到的还是上世纪80年代遗留的煤渣，以及一些进入这个世纪后，作者捡来的别人的泥土。整个上部灰暗无光。
积累了十年的非见不可的欲望，冲垮了读者我和作者余华之间信任的堤坝。我捧着《兄弟》的上部，看到的不单是一个形式贫瘠的对象，同时还是一个思想拮据的对象。我感觉到一个记忆的富矿是真的被扫荡一空了。
巴尔加斯·略萨用一个叫“卡托布勒帕斯”的动物来形容小说家，这个动物头颅垂地，从足部开始吞食自己，就像小说家从自身吸取营养。十年前，以《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为高峰，一个浙江青年的记忆富矿完成了辉煌的使命。此后十年，余华不再开采，使人们相信那矿会随着时间的推进，会重新累积起足量的社会经验和个人体验。但是很遗憾，至少在这《兄弟》的上部里，我看到的还是上世纪80年代遗留的煤渣，以及一些进入这个世纪后，作者捡来的别人的泥土。整个上部灰暗无光。
余华令人不可原谅的地方在于，他会抄袭自己。以前他在《活着》和《在细雨中呼喊》中，重复运用一个老头马步蹲茅坑的细节。这次的《兄弟》也不例外，他让孙伟和李光头又上演了一次《在细雨中呼喊》的细节，一个大哥让一个小弟蹲下去看他裤后边是不是有个破洞，结果大哥在别人细心看的时候，放了一个屁。而宋凡平招呼那些来抄家的红卫兵喝茶，也和许三观招呼来抄家邻居喝茶一样——连换成开水都没意识到。
而能体现余华新意的宋凡平被关押一节，却有着电影《美丽人生》的痕迹。而李光头重复说的“性欲没有了”，又让人联想到法西斯时代的一个艰难的笑话:在德军实验室里，两个赤身男女永远没有苟合的意思。
和这些细节一样，《兄弟》上部的脉络也呈现出了贫穷，甚至是出现了相对于余华自身的反动。这个类似于《活着》的文本，在操作手法上和《活着》只有微量的区别。在《活着》里，余华像是偷井盖的贼，让小说人物在前行时突然一个接一个掉入残忍的下水道，最终让他们的死亡看起来非常“偶然”。这系列由偶然凑成的事故最后完成了一个“宽忍和原谅”的主题，这是一个中国作家从未尝试过的主题，这个主题甚至使很多愤青感到棘手，感到憋屈。而在《兄弟》里，余华对暴力、对恶作剧的迷恋已经彻底升级，他已经像是天上的雷公，借助一些时代的逻辑，在主动地发射致人死地的霹雳。他让宋凡平和孙伟他爹、宋钢看起来必死无疑。而这些死亡所昭示的主题，是看起来不可推翻的“爱和尊严”。而关于这个主题，无数的肥皂剧和无数本《读者》杂志已经呈现。
我在和朋友讨论时，说到了“大嫂读物”这四个字。一个家庭主妇闲得没事，就看那些琼瑶式的、生离死别式的电视剧，一看到火车走了或者主角大病，就急急拿出手巾，怕眼泪淋湿了自己的裤子。我觉得《兄弟》上部能超越这些电视剧的也就是一个态度，它不会追求“恶有恶报”，但是它会不停地通过苏妈的嘴来交代“善有善报”。我甚至想象，余华在写这部作品时，会把自己交给音乐，然后一边把自己设置为一个多情的读者，一边按照她的标准狂书。为了达到煽情的效果，余华制造离别、死亡和阴阳两界，他制造这些的目的不再是为了“活着”的目的，而是为了煽一把滥情。
值得一提的是，余华的作品首次出现了彻底完美的人。这个和高大全类似的宋凡平完美到甚至能在小镇球场实施扣篮。宋凡平在苦难面前微笑，在制造宏大的爱和尊严。但是这个人完美了，就没有意外提供给读者了。谁都知道他的下一步会干什么，他的下一步一定是千篇一律、千疮百孔的微笑。余华本书最疯狂的书写就在于宋凡平被杀。这个正面直播的长镜头为读者制造了巨大的感情失落，也掀起了阅读者同情的高潮。但是余华想要展示苍白空洞的“爱和尊严”，这场被杀足以使阅读者警惕。至少我是这样想的:这是余华杀的。
这个远低于《许三观卖血记》、《活着》艺术价值的作品，据说余华本人“很满意”。而在我所未见的《兄弟》下部里，据说他将呈现“今天的现实”。依据我读上部的判断，下部的故事将围绕着李光头、宋钢两者展开。我很担心，在上部里已经把宋凡平的苍白、无力继承得一干二净的宋钢，能不能完成跑龙套的突破。我更担心，一个在十年间远离浙江小镇、生活在北京、时常出点国的中年作家，他成名后的生活规律能不能确保他掌握大量“今天的现实”。他会不会陷入到纯粹的虚构当中，写一部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都不会产生共鸣的故事，会不会因为“爱和尊严”四个字的商标而继续那种勉强的拼凑和痕迹严重的杀人行为？
余华接受本报专访时的标题是“正面强攻我们的时代”。在我看来，这恰是一次进退失据。他对现在的时代没有感情，在过去的时代也挖不出优质煤了。
阿乙
性欲来了，革命也来了
评分:
鉴定:《兄弟》是一部笑起来泪流满面的作品，鲜血有限度地隐藏起来了，但暴力与极权下的苦难已浮出历史的地表。但即便这样，小说开端的放纵、轻佻、残酷仍然是不可以轻易原谅的。
公意道德为什么可以取代个体道德？公意道德的自由为什么高于个体感觉偏好的自由？法国大革命向雅各宾派希望的方向进发了，就在这人民群众齐鼓掌的关口，丹东从妓女身上得到启发，察觉到公意道德专制的可怕，丹东因此被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
有时候，我想，革命家丹东、思想家毕希纳会不会问，革命来了，性欲怎么办？对于我所提的问题，请大家不要把它当做政治冲突，在这里，它是一种从肉体出发的、会让精神倍感困惑、更能让文学乱了方寸的哲学思考。苦难来了，幸福感怎么办？痛苦来了，快乐怎么办？……这些冲突就像水草一样牢牢缠住我们历史的身子，历史在污垢的河流中挣扎，上下浮沉，生死难测。
显然，余华的《兄弟》(上)对历史的冲突也提出了疑问。“文化大革命”来了，不足十岁的李光头与宋钢兄弟俩的性欲也来了，他们怎么办？余华让他们与电线杆搞“男女关系”。性欲来了，不会伤害女性，也不会冲击革命，更不会冒犯权力。余华延续了《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的“活命主义”幽默，他让最没有痛楚感的李光头一直活下来，活到他坐在镀金马桶上想象着花上两千万美元搭乘俄罗斯联盟号飞船上太空去游览一番。他让李光头活得光剩下钱和一把年纪了，余华究竟想为中国式的“活着”与“性欲”赋予什么样的意义呢？
王小波的《革命时期的爱情》暗示了革命与爱情的类同性，性爱作为一种极具蛊惑性的高峰体验，其实“也可以有最不可信的理由”。而在我们的认知经验中，总认为性爱是很纯粹的人类情感与本能，但是王小波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性与爱都很纯粹，这一发现非常了不起。而余华的《兄弟》(上)则告诉我们“爱”很纯粹很强大，但是比“爱”更强大的现实、历史丝毫也不纯粹，现实与历史有着更不可信的理由。他们不同的表述，也许都是想捍卫人性的本能与尊严。毫无疑问，《兄弟》(上)是近年来文坛最丰饶的收获，是文学、审美、思想的丰收，这些年来，我们很难遇到一部让我们读起来又快乐又悲痛的优秀之作。《兄弟》是一部笑起来泪流满面的作品，鲜血有限度地隐藏起来了，但暴力与极权下的苦难已浮出历史的地表。
当然，《兄弟》在让我笑出来又哭出来的同时，我遇到了一些费解的问题。比如说小说的开端，读至20多页，我被迫暂停了阅读。在作者笔下，男性对女性下半身持久而不胜其烦的语言蹂躏有些让我惨不忍睹了，公厕里的偷窥及其扩散性的愉悦持续了小说30页左右，这种进程也许对广义的读写者来讲，稀松平常如办公室四处流传的段子，可是对于女性的命运与处境来讲，惩罚精神的意味更胜惩罚肉身，它和公共处决的观感效果同样惨烈。这个极度渲染恨、耻辱、欲望的小说开端，它让我对余华产生了怀疑，我甚至怀疑余华开始对现实、阅读趣味、非文学妥协。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相比，这个小说开端罕有地精心刻画了粗鄙、市井、世俗、情色，这让他的读者百思不得其解。
当我重新拿起《兄弟》，我跳过开端，从第32页开始读，我的怀疑感渐渐消失，我又看到了那个写字异常谨慎对文学怀有理想的小说大家余华。丰美厚重的汉语，奇异张弛的想像力，细致有力的叙事，对现实主义的回归，从人类基本情感中寻找生存理由的意图，正视历史与现实的坚强与执着，史诗与悲剧的预备气质，这些，都足以使《兄弟》跻身于21世纪之初中国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列。读完上部，我才缓过神来，小说何以有那样的开端。换言之，“伦理颠覆、浮躁纵欲”的时代，不正是我们今天正经历的时代吗？也许，余华正是要一开始就逼视他的读者不回避当下的“众生万象”。但即便这样，小说开端的放纵、轻佻、残酷仍然是不可以轻易原谅的。
在赞叹与震撼之余，仍然有一些难题，令我费解。比如说余华放弃追问的一些难题:性欲有没有追问革命的权利？苦难有没有追问幸福的权利？当革命来了，性是该亢奋还是该保持阳痿？
当然，在今天，对现实与历史的正面叙述，就是对苦难的一种承担；坚强而不回避的强度叙事，本身就是受难，作者必须跟遗忘、麻木的时代精神病症作斗争，作者还必须先于读者忍受历史与现实对其心灵的磨损与消耗。但即便这样，这种受难与承担，仍然是有限度的，甚至是怯懦的。历史的伤痕在余华笔下清晰明朗，但他无法告诉我们，相爱的李兰与宋凡平该如何对待这种伤害。诚如洪治纲先生所说，爱是苦难的慰藉，但是这种原本强大的爱为什么在中国无法比历史与现实更强大，余华并没有追问。余华化悲剧为喜剧的处理手法，使继续追问存在的矛盾与冲突之可能性变窄变小。
小说为李兰与宋凡平安排的死亡是没有痛楚感的死亡，宋凡平对远在上海的妻子的思念，令他忍耐了肉身的痛苦，甚至令他失去了对死亡的常识性恐惧。而七年不洗头的李兰甚至认为幸福将存在于死亡之后。他们的生和死都多么地温顺呀，他们的幸福是关起家门偷偷幸福的幸福，卑微又脆弱。没有痛楚感的身体，求助于任何所谓纯粹的爱情与性欲，无法真正缓解自我与现实的紧张，也无法得到救赎。
在性与革命的冲突中，我更愿意相信王小波的看法，人性与性爱都有着“最不可信的理由”。相信人性是美好的意愿，但人性并非是完全可靠的，失去制约的人性、无法反抗的人性是可怕的，而怯懦的人性也随时会成为苦难制造者的同谋。于是，在“存在”的层面，我们时刻不要忘了对人性进行猜疑，并对人性有可能造成的未知苦难进行预测，这正是文学最应该承载的内容。只有对心灵进行审视、猜疑，才有可能让爱、温情、悲悯、同情、悲伤、信心长久地坚忍地存在下去。
余华的局限处、过人处，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也设置了新的写作难度。
胡传吉
余华作品回顾
暴力是苦难不是美学《现实一种》(中篇小说)
先锋的余华在语言、结构、叙述方面为中国当代文学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但是正如评论家谢有顺曾经说过的，暴力是余华对这个世界之本质的基本指证，它也是贯穿余华小说始终的一个主词。一个叫皮皮的孩子，他激动又娴熟地摔死了自己的堂弟(《现实一种》)。它“记录了我曾经有过的疯狂，暴力和血腥在字里行间如波涛般涌动着，这是从噩梦出发抵达梦魇的叙述。为此，当时有人认为我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血，而是冰碴子。”(余华)余华笔下的暴力叙事，最具思想穿透力。但显然，这种手法过于惨烈疯狂，当暴力与血腥完完全全遮盖了人性的其它任何可能性的时候，绝望确实已经不可能存在了，这与他后来在《活着》中写道的“绝望的不存在”其实是相互呼应的。
当活着消解了苦难《活着》(长篇小说)
《活着》为余华带来了巨大的声誉。《活着》以类似福克纳的温和手法，为中国人的苦难找到了一个平衡支点，为福贵漫长健忘的一生找到了活着的最佳理由。《活着》讲述了眼泪的广阔和丰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同时，活着“是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但殊不知，不加区分地去盲目忍受的习惯，正夜以继日地磨灭我们的精神。现在回过头去读《活着》，可以看出它非一般的现实主义，甚至带有自然主义的某些气息，但是，余华写小说独特的技术魅力，尤其是才华横溢的语言操纵能力、天才的想像力，掩盖了这一切。我们可以试着问作者，苦难是我们必须忍受的生活馈赠吗？
真相就是力量《许三观卖血记》(长篇小说)
1998年1月份的法国《读书》杂志曾经给予《许三观卖血记》这样的评价:“这是一部精妙绝伦的小说，是外表朴实简洁和内涵意蕴深远的完美结合。”一位青年评论家曾经对许三观的幸福产生过怀疑:“对于这样毫无存在自觉的被动生存者，他们有什么幸福和快乐可言呢？”同样的，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存在的自觉，那么有什么幸福和快乐可言呢？但是，如果把幸福与快乐隔离出去，《许三观卖血记》也许正好道出了中国人生存的真相。许三观一生都在追求平等，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屌毛出得比眉毛晚，长得倒是比眉毛长。”余华笔下的许三观比《活着》的福贵更具悲怆味道，面对比生活更本质更真实的现实，读着读着，就能呛出眼泪，甚至会咳出些血来。
没有一个人生是可替代的《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随笔集)
在写小说的停顿期间，余华寻找到另一种叙述的方式，即散文的言说，这种叙述方式又为他的小说叙事起着递进增补的作用，比如说《兄弟》叙事风格的变化，写到失控的未知的大长篇，都部分得益于他在散文文体内的不断思考。除了《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他还写了《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余华是少有的，能将语言的精致与朴素、内涵的冷静与热情、情感的温暖与美丽几近完美地结合起来的当代作家。一个躲在麦田里逃避父亲惩罚的孩子，曾经是江南小镇上的牙医，最终成为当代小说大家……从三十五篇随笔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生奇怪的旅程，确实像余华自己所说的，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余华对文学的敬畏与热爱，正是他不断求变的动力。
点评人:胡传吉
图:
《兄弟》(上)，余华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8月版，1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