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比我还年轻的朋友，偶尔做了学官———大学里的官———官架子不会摆，倒先打起了“官腔”。千万别误会，以为他开始眼睛向下、“嗯呀哎啊”了。不是的。他依然跟从前一样谦虚谨慎，埋头苦干，只是已经开始在竭力练习一种学官的“行话”。如今在大学，只要有幸旁听一点“行政会议”，一定会听到许多高深之极、漂亮之极、但也无聊之极的不是官腔的官腔———大小学官们的“行话”的。他们说着这些“行话”，实际处理的仍旧不过是那些事情。但说与不说两个样，会说与不会说更加不同。那位朋友告诉我，如果老老
实实讲大白话，人家一定认为你不仅没有领导艺术，而且没有研究好问题，缺乏办事能力———按照中国文学形象大使余华的话说，就是“中层干部化解矛盾的能力”。总而言之，要想在大学“行政系统”混饭吃，非得学会那些新的“行话”不可。
同样，非行政的“教学与研究”系统，也在大量制造和流行学术性的“行话”，这里不必列举、描述、分析，毫无必要，因为大家都非常熟悉。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不断有人批评批评类文章的“看不懂”。然而实际上，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学术与批评之“看不懂”的程度，绝对要远远超过八十年代。
为什么现在就没有人嚷嚷“看不懂”？因为已经没有批评，尤其没有“批评的批评”。为什么没有“批评的批评”呢？
因为批评家都被组织起来，塞进“高等院校”里，从民间升入庙堂，排好了座次，也就收起了英雄的嘴脸。少数几本以往任由他们打家劫舍的批评杂志，也都跟风，仿效，成为清一色的“学术论文”的集散地：充分“学院化”了。
批评家“学院化”了之后，为什么就不能进行“批评的批评”了呢？
因为，所谓批评家的“学院化”，并不单单是他们在“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名牌学校接受了“学术训练”，沾染了“学院气”，也并不单单因为毕业以后“留校任教”，粹然成为学者。这些都只是批评家“学院化”的表象，并不一定妨碍批评家进行“批评的批评”。批评家的“学院化”的实质，乃是现今的批评家们或者作为内部骨干或者作为外围组织，都已经深深地陷入了或者紧紧地联合着学院体制，和导师、师兄弟、师兄妹们扎堆，人身依附，人格破产之后，就一道同风，齐心合力制造“学术行话”，进行“现代性”的“知识生产”，将围绕“现代性”的全套学术咒语念个不休，同心合意地盼望这套咒语上升为“专利”，从此惟我独有，惟我独尊，然后大家分红———还“批评”个头啊。
文学被抬举到“高等院校”，立刻进入半瘫痪状态。“文学批评”被“高等院校”所垄断，就差不多进入完全休眠状态。目前流行的各类批评的“行话”，不过是休眠着的批评所发出的一阵阵快乐的鼾声。
但一切“行话”都是有“权力”的。其权力的指向性命令，就是令一切闻者或被引诱，或受逼迫，不知不觉一起鼾睡了。
郜元宝（文学评论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