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谭·“中国文学批评”之批评（第三章）
我们活在当代，凡有发言，当然须以当代生活的感动为燃料，为素材，但之所以在投诉电话、“人大”提案、“记录片”、“三农研究”、“国企改革对策”、“环保倡议”之外，还需要文学，是因为文学能够将这一切上升为人类普遍的情感，表达出来，期望超越个体生存的局限，被不同处境中的读者普遍地感到，懂得，于是有心灵的沟通，共鸣，于是不
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也可以在文学中得到某种共同的维系，于是而有“文学性”、“纯文学”、“艺术自律”种种未必高明然而也绝对有所实指的说法。
文学历史癖与考证癖
文学，向下固然可以被研究者、考证家们还原为若干的“本事”，并且可以参与实际的社会生活的改造，可以“为人生”。但文学还不止于此，因为向上，文学可以一面将“人生”的一切实际问题包含着，一面却将诸般的信息转化为心灵语言，从而“改变精神”。“改变精神”的成绩，往往看不到，也无法为一些注重实证的研究者、考据家所重视。
从研究和批评的角度来看，要想充分显明文学的内在精神性的一面，确实需要“知人论世”，将文学的语言深入到、还原为原初的出发点，使读者也能感同身受。但，如果将这种还原性的工作定于一尊，断言一切或高或低的文学的意义，均可以、而且均只能还原为、“换算”为实际的历史政治的过程，这种新的“历史癖和考证癖”的“特种学者”，大概也只能是鲁迅当年所说的只能看到“物质的闪光”的“诗歌之敌”的借尸还魂，他们的貌似高深的研究文学的学术工作，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渴望飞翔的精神的翅膀折断，大家一起滚入物质的污泥里去，才肯罢休。
这些本来浅近的道理，之所以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反而变得异常暧昧，我觉得是有许多人故意要造成这种暧昧。
关于“纯文学”，李陀先生因为看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学口号、艺术口号背后的原动力，于是大声疾呼，叫大家不要上当，其情可感。但这也并非李陀先生的发明，因为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记得当文坛反思“新时期文学”为何“盛极而衰”时，就已经有许多批评家们指出了这一点，即“新时期文学”的发动机。不过那时候，大家都还留意到问题的两面性，即还没有“一言以蔽之”，将整个“新时期文学”的“文学性”和与之关联的“纯文学”的理想完全归为。现在，李陀先生简化两面为一面，似乎一语惊醒梦中人，大家都恍然大悟了。
这一次关于“纯文学”的讨论，我看先是李陀没有想好就说了一大通，后是许多人没有听清楚，跟着闹了一大通。
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本来已经明白了的道理重新又变得不明白，变得高深无比，我看这是故意的，因为非这样，就显示不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批评的气概、水平了。
孟繁华的“文学第三世界论”
如果说关于“纯文学”的讨论，因为“学术话语”和“学院批评”的参与，而让学院以外的普通读者望而却步，自认低能，那么，看看稍微诚实一点的孟繁华兄的不断进步的一套理论，就多少可以明白一点其中的奥妙了———虽然那原文，就发表在《文艺争鸣》2005/3上面，但因为对于我们理解当前的围绕“纯文学”的“争论”实在有帮助，所以还是值得整段引用：“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底层生活经验应该是社会经验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中国，反映工人等底层生存状态的写作历来薄弱。在现代中国这一写作内容几为真空。当代中国的工人群体的写作虽然不成熟，但却引领过风潮。胡万春、蒋子龙、陈建功等工人作家的小说，李学鳌、戚积广、王方武等工人的诗歌，以及反映工人群体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都在当代中国产生了积极和重要的影响，并成为当代文学经验的一部分———现在，我们有机会重新提及包括工人在内的底层生活的写作，是缘于‘文学第三世界’的重新崛起。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就是中国中产阶层刚刚萌发的时代，是一群热血青年以观念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中产阶层的极大警觉和对底层生活的同情和重视。倡导对底层生活和民众的关注。
但这一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之命运是可以想的，他们不仅被嘲笑被讥讽，更重要的是他们被媒体和‘精英阶层’无情地剿灭了。事过多年之后，我们发现，当年青年们倡导的文学观念已经被部分作家所实践。
王安忆的《富萍》，林白的《说吧，房间》、《妇女闲聊录》，刘庆邦的《平原上的歌谣》，摩罗的《六道悲伤》，曹征路的《那儿》以及内蒙古平庄矿区工人作家群《太阳城》丛书的出版等，集中表达了‘文学第三世界’的再次复兴。“
“精英阶层”剿灭了谁
妙。但话要说清楚：“在现代中国这一写作内容几为真空”。
真的吗？“五四”时期，不是已经由“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了吗？稍后的创造社的“热血青年们”，不是早已经断言，像鲁迅那样的“老作家”，如果不获得“第四阶级”的“意识”，就写不出东西来了吗？北京、上海两地的学者，现在不都在纷纷研究“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努力从中寻找“经典”吗？薛毅先生不是一再宣布，他所找到的“经典”，就是《子夜》、《红岩》“甚至”《红灯记》吗？怎么能够说是“几为真空”？
“他们不仅被嘲笑被讥讽，更重要的是他们被媒体和‘精英阶层’无情地剿灭了。”现在信息这么发达，我竟然不晓得还有这等“无情地剿灭了”的惨剧。真是麻木得可以。
但繁华兄尽可以不必悲观，至少据我所知，“媒体和‘精英阶层’”早就行动起来，一起来宣传、来论证、来保卫“第三世界文学”了。那辉煌的第一战役，就是为繁华兄复仇，越过时间的隧道，先行“剿灭了”八十年代的“纯文学”。
现在惟一的遗憾，就是“胡万春、蒋子龙、陈建功等工人作家的小说，李学鳌、戚积广、王方武等工人的诗歌，以及反映工人群体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还“不成熟”。
然而，等到“王安忆的《富萍》，林白的《说吧，房间》、《妇女闲聊录》，刘庆邦的《平原上的歌谣》，摩罗的《六道悲伤》，曹征路的《那儿》以及内蒙古平庄矿区工人作家群《太阳城》丛书的出版等”不再“不成熟”时，一切“底层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之外的“纯文学”，就不仅要“被嘲笑被讥讽”，恐怕将来的词典里连“文学”一词也要删去，一律换上“第三世界文学”。
我也想模仿繁华兄的基本句法，来上这么一段：在现、当代中国，“纯文学”历来薄弱，几为真空，因为“道德标准”永远高于并且随时可以取消“艺术标准”或“艺术自律”，所以很自然地，它受尽了“媒体和‘精英阶层’的嘲弄和讥讽”，等到李陀先生从“新时期文学”的旧营垒里杀将出来，反身一击，笑眯眯地来到上海“漫谈‘纯文学’”时，等到被繁华兄发现的新的文学传统日益成熟之后，区区“纯文学”，确实几乎要被“剿灭了”。
郜元宝（文学评论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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