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史，多半意在借历史来投射自己，实现自己的意志与理想，将历史做成一面合适的镜子，照出自己美丽的身段。
历史固然可以随意打扮，但被打扮的绝不仅仅是历史这个可以任人打扮的灰姑娘，更重要的，还是为了打扮修史者自己，使他在众人眼里愈发漂亮。
被打扮的文学史
文学史也这样———更加这样———因为文学和“形象”有关，文学史则和一群人的“形象”有关。
尤其当修史者如罗岗兄所言，不仅要“读出”文本，还要“读入”文本，即把自己也“修”进去，情况就更加如此了。
远的不说，1949年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主要遵循着两条众所周知的主线。这种修史方法，当然不是为了还现代文学史以真面目。不难看出，这种学术操作所遵循的原则，主要是“拣好的拿”，即叙述出修史者认为有价值的文学现象，串联起来，成为“主线”，其他文学现象，就或者作为反面材料，或者作为旁逸犄出的支线，陪衬主线而已。
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是否就不一样了呢？也没有。
表面上确实是在竭力进行完整、真实的叙述历史，但且不说文学史叙述所依据的动力和灵感（这已经由卤莽而直率的旷新年君指出来了），就看那“从‘五四’到‘当代新时期’”的“两点论”，就充分体现了论者的价值立场，乃是以“新时期”的人道主义呼应“五四”时期的人道主义，至于认为“当代新时期文学赶上并超过了‘五四’”，就更加显示了修史者“不薄古人更厚今人”的自我定位意识。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的这种“两点论”不断被国内外学者加以修补，以期完善。有趣的是，后起的历史修补者几乎无不遵循“拣好的拿”的原则，相继将自己认为不应该遗漏的有价值的文学史现象提出来，加进那个过于空疏的框架，但目的并非要颠覆这个框架，而是要在这个框架里确认自己所首肯的某种当代价值的历史前驱。
文学拿来主义
比如，有感于有进无退的都市现代化进程、新女权主义和市民社会的发育，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四十年代的张爱玲、苏青，就被梳洗打扮一番之后提出来，有力地弥补了“从‘五四’到‘当代新时期’”的“两点论”的空缺。
有感于“后新时期”、“后现代”的“大众文化”势力日健，晚清、民国的“通俗文学”，就日益超出一些研究者本来的设想，作为一种历史的呼应，获得越来越大的重视。
有感于上述“低层文学”等文学形式的必要性，二十年代中期以后崛起的文学的历史地位又重新得到肯定。这还不够，“50-70年代文学”，在汪晖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中国现代性计划”和钱理群、韩少功等人的倡议之下，尤其突出地占据了不断被刷新的文学史舞台，一时成为“显学”。
50-70年代文学
这最后一点特别有意思。
本来，50-70年代文学是应该受到重视，因为以往研究得很不够，所以将这段文学史作为“新的学科增长点”，也未尝不可。但是可能正因为以往研究得不够，一些学者就很容易赋予这段文学史以单一的色彩，将它打扮得花枝招展，异常可爱，完全抛弃了以往曾经流行过一段时日的“低谷”说。其结果，这段文学史与当下的研究者自身相关的两个问题，就不得不被遮蔽，或者说，不得不选择一个不容选择的现成的答案。
我说的两个被遮蔽的问题是：一、如果50-70年代文学不像现在某些研究者描绘得那么美妙，那么，“五四”到四十年代的文学，如何一头栽进了这二十七年的“低谷”？从“低谷”出发，反推过去，是否正可以反思从“五四”到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过去？
二、如果50-70年代的文学不像现在某些研究者描绘得那么美妙，那么，从这个“低谷”爬上来的“当代新时期”乃至二十一世纪文学，是否仍然带着“低谷”的影子，比如，逃避失败的可爱的“阿Q主义”？果真如此，是否更应该从“低谷”出发，反省一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更加辉煌的现在，和更加漂亮的现在的我们？
不要被“现代性的五张脸”所迷惑，就从这简单的两个问题出发，试着重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自觉，如何？
郜元宝（文学评论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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