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9月2日，清政府正式下诏，宣布废止科举、兴办学堂。一纸诏书，宣告实行了1300之久的科举制永远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科举制在1905年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的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
科举制对中国古代文化教育、官僚政治和社会历史进程都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废科举后才四个月，深谙社会进化和世事变迁的严复，便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的演说中说：“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如何，非吾辈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确实，废科举是一个极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不仅仅是一场教育革命，而且是一场政治变革，并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如今，时间已经过去整整一百年了。一百年前，严复无法预料废科举对我国的影响到底会如何，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是不是就看得很清楚了呢？
今年不仅是废科举100周年，而且是科举制建立1400周年，在此千载难逢或百年一遇的时刻，我们应该如何纪念科举百年？
韩国和越南也曾效法中国长期实行了科举制，越南迟至1919年才在法国殖民者的压力下被迫废止。作为科举制宗主国的中国，对科举这么一个选拔了我们民族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大部分文学家和大部分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几乎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科举制废止100年后的2005年，是将其作为批判的靶子继续敲打，还是将科举文化全面清理研究？是对科举讳莫如深，避之惟恐不及，还是客观公正地重新评价科举制？的确值得我们冷静面对和认真思考。
科举制就像一艘巨大的古代帆船，到20世纪初已经漏水，开始下沉，1901年废止八股文和改革考试内容的努力，有如换一个新的龙骨，但此时船已沉得太深，不久即没顶了。然而，此时东西洋许多国家借鉴中国科举而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却在扬帆远航，真令人有“沉舟侧畔千帆过”之感。人类借鉴科举制的结构和机制，打造出了新的铁甲船———现代文官考试制度和教育考试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因此，科举制在脱胎换骨之后，实际上还以替身的形式活动于现代社会。
作为中华文明的产物，科举制是具有世界影响的考试制度。虽然科举已成历史，但又不仅仅是历史，科举对中国文化教育的深刻烙印在现代社会还经常若隐若现。因此，纪念废科举百年不仅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纪念科举制废止一百周年，我认为正确的态度是：应该冷静客观地评价科举制，纠正对科举制的片面印象；应该对其积极方面继承和参考，对其消极影响继续批判和防范；应该认真地借鉴其成功的经验，深刻地吸取其失败的教训；我们尤其应该对科举制这一具有上千年历史的重要制度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对废科举这一重大举措进行深刻的反思。
以科举废止100周年纪念为契机，中国必将出现一个科举研究热潮。为总结科举制的千秋功罪，为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性和传统文化的命运，为使海内外各学科的科举研究走向汇聚和融合，从多学科的角度探讨科举制的废止与科举学的发展，并为现实考试制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将与其他几个单位一道，于2005年9月2-4日在厦门大学召开“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以纪念中国科举制废止百年。届时将有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及台湾地区的学者上百人参加，其中包括当今研究科举的代表性学者。研讨会开幕式选择在废科举一百年后的同一天，确实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特别的历史意义。
总之，科举制是一个影响重大的政治、文化和教育制度，是中华民族的一笔沉重而宝贵的文化遗产，无论现今人们对科举制的是非功过看法如何，科举总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存在，我们对之不应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应重视发掘利用，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寻找历史资源和文化资源。
相信在2005年之后，中国人会像韩国人已经历过的那样，逐渐摆脱对科举的偏见，走出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而且迟早会将科举作为重要的精神文化遗产来对待。可以预见，再过一百年后的今天，人们对严复的预言会更为理解，对科举制的评价也肯定比现在更客观更深刻，虽然你我大概都无法坚持到那一天。
刘海峰（教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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