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刘心武，总绕不开他近三十年前的那篇《班主任》。这部小说在让他一举成名的同时，恐怕也成为他此生“撕扯不去的符码”———“我被它定位在一段逝去的时间里，这是我的幸运，同时也是我的不幸。”
其实，刘心武一直没有停止过自己的创作，他将自己苦心经营的这四个领域，比喻为自己在后花园栽的四棵不歇季的果树：一棵当然是小说，虽谈不上树大根深却也枝繁叶茂。
第二棵树当属继续探索人性，让读者在“心理体操”中化解内心的焦虑和失衡。
第三棵树源自他对建筑的关注，他用笔下的文字“搭建”起一座座“钟鼓楼”、“四牌楼”、“立体交叉桥”之余又侃侃而谈《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
第四棵树是他那不愿醒来的“红楼梦”，自称“门外汉”的他却硬是“闯入”了红学研究的大门，开创了一个分支———“秦学”。现在他又在中央电视台里的《百家讲坛》里说《红楼梦》背后的故事，这个“外行人”的“行外话”掀起了一股“都市红学热”，重新唤起了读者阅读《红楼梦》的兴趣。
当记者与刘心武通上电话，正忙于整理讲稿的刘心武还是欣然答应与记者进行一次特殊的对话，藉此告诉读者他如何栽种自己的“红学树”与“小说树”。
让古老名著走近年轻人
问：您主讲的“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受到很大的欢迎，您为什么要采用“悬疑式”的讲解方式？
刘：以前《百家讲坛》还没有过这样的讲法，这是一种尝试。“悬疑式”的好处也许是可以吸引人接着往下收看，但也会让一些希望直接知道结论的人士不满。我不可能同时满足这么多人共同的兴趣，而且很多人之间没法儿合并同类项，从数学上说就是没有公约数的。我希望各方面人士对这样的讲法进行评议。《百家讲坛》不会都请讲演者用这一方式来讲，我自己以后不管在哪里讲，也不会只采取这一种讲法。
问：您曾说过“雅皮、白领可能也不愿意读我的作品，我也不指望这批人来读我的作品”，但现在您的“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却受到很多年轻人包括白领的欢迎。这是否说明《红楼梦》这样的中国古典名著在年轻人中还是有吸引力的？
刘：我8月27日上午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签售讲座文字修订稿，发现这次来买书的年轻白领和在校学生成了主体，这是出乎我意料的。我不是科班出身，不是这方面的正式研究人员和教授，只是一个爱好者和业余研究者，我参与这个讲座并不是要观众都来认同我的观点，我希望的是引起人们的兴趣：没读过《红楼梦》的能找来读，原来读不下去的人能产生出往下读的兴趣，读过的还想再读……现在看来，有这样的效果。一位小读者说，他原来只热衷看动漫，现在觉得《红楼梦》也好看。这位小读者的话让我特别高兴。红学在民间的空间因此大大拓展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门外汉”说的“外行话”
问：您说自己对于历史和红学研究是个门外汉，说的是外行话，但您从对秦可卿的身世揭秘，开辟出一条独特的研究路径———“秦学”，您觉得您的红学研究不同于红学家的价值在哪里？
刘：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进入我们的视野，产生很大影响。就文学而言，像马奎斯、乔依斯、福克纳、博尔赫斯等的翻译文本对作家们影响很大，我当时也如饥似渴地阅读，从中汲取营养，以为借鉴，而且确有收益。但我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定居北京的中国作家，只用母语写作，因此，最应该汲取的营养，最应该引为借鉴的，应该还是自己民族的经典文本，而在所有的民族经典文本里，《红楼梦》对我又是最具魅力的。我就是以这样一种心情，这样一种目的，进入红学这个领域的。
我自己的写作，一直基本上循着写实的路子前进，《红楼梦》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叙述皆成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所以我要向曹雪芹学习从生活真实升华为艺术真实的本事，学习他将生活原型转化为艺术形象的本事，研究秦可卿的原型，就在这样的动机下一步步发展过来的。199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的长篇小说《四牌楼》，就是向曹雪芹“偷艺”的一个成果。这应该是我与正规红学家不一样之处。
问：有人认为知识分子研究《红楼梦》是一种文化的腐败和堕落，您认为这样的观点是否过于偏激？在您看来，研究《红楼梦》的当下意义在哪里？
刘：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在《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说在前面》里说过，一个民族，她那世代不灭的灵魂，以各种形式在无尽的时空里体现，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形式，就是体现在其以母语写出的经典文本中。正如莎士比亚及其戏剧之于英国人，是他们民族魂魄的构成因素一样，曹雪芹及其《红楼梦》，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不朽魂魄的一部分。阅读《红楼梦》，讨论《红楼梦》，具有传承民族魂、提升民族魂的无可估量的意义。我们如果热爱自己的民族，希望她发展得更好，那么，解决眼前切近之事和深远的魂魄修养，应该都不要偏废，应该将二者融合贯通在一起，不能将二者割离，更不可将二者对立起来。
只要一个舒畅的心灵空间
问：您发表过关于足球世界杯外围赛的报告文学———《5·19长镜头》，发表过《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现在又把红学研究搞得那么红火。一个是红学家，一个是作家，您觉得这两种身份哪个给你的天地更大？
刘：我现在只有一个身份，就是退休金领取者。我热爱写作，热爱《红楼梦》，只要身体情况和精神头还行，就会继续写小说、随笔、建筑评论，进行《红楼梦》研究。我不喜欢热闹，我企盼安静。这次去《百家讲坛》讲《红楼梦》，又“红火”起来，非我所求。我现在多数时间住在乡下，我觉得只要心灵空间大得令自己舒畅就行了。我很愿意享受微小、琐屑的生活乐趣，像我在温榆河边画一幅水彩画，我画树林子，画那些藕农种藕。我没有什么功利的目的，但是我意识到，一个生命活着的时候，可以有这么多的愉快。
绕不过去的《班主任》
问：说起刘心武，就必然会讲到您的《班主任》。可现在《班主任》也成了您绕不过去的障碍，如果让您站在现在的角度回过头去看，您自己对这部作品有什么评价？
刘：敝帚自珍，《班主任》是我生命历程中一个与时代和社会进步吻合的足迹。现在的年轻人读《班主任》会百思不得其解：不就是写了那么篇东西嘛，这样的文章算得了什么呢？但我却被它定位在一段逝去的时间里，这是我的幸运，同时也是我的不幸。《班主任》的产生，一方面使我出了名，另一方面也使我懂得了找自己的路。
问：您近年来的文学创作心境和写作《班主任》当年有什么不同？
刘：我那个时候三十多岁，现在我六十多岁了。我不能说我还要回到那种社会效益轰动的光环笼罩下。一个社会总是要向前发展，一个社会要向前发展就必须要遮蔽很多东西，不遮蔽，就没法儿发展。你写了一个东西，你有名了，你总是老大，那你后面那些生命怎么办？我应该坦率承认，现在再评奖，可能不会考虑我了，有排行榜，可能也排不进去了。我任何一本书都不是畅销书，但却都是“常销书”。在这种情况下要承认这种现实，承认又分两个角度：一个角度是为世道的进步而高兴，虽然我被遮蔽了，但是有那么多年轻人杀出来，他们能够成为文学明星，书卖得很好，很多人喜欢读，我为他们高兴；另外，我虽然边缘化了，但我还在研究，没有出局，所以我要自得其乐。
差一点去做导演
问：您最近的小说集《站冰》以及像《心灵体操》这样的随笔集还都是贴近现实的，您的小说中多具有社会思考的色彩。您觉得关注社会是否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职责？
刘：不能对所有作家提出单一的职责。社会关注也应该是一个能够包容很多的概念，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张爱玲的《金锁记》都可以说是有社会关怀的作品。我自己在小说创作中一直体现出社会关怀，特别是关怀社会中的普通百姓，最新的一篇短篇小说《偷父》也是写的一个矿难遗孤在城市里的故事。
问：您高中毕业时就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因为政审不合格才没上成。生活中总充满了这样奇妙的阴差阳错。您从小就对戏剧很感兴趣吗？如果您成为了导演，您觉得您会比现在当作家更成功吗？
刘：我从小就热爱戏剧，上小学的时候我经常在家里，拿把椅子，用鞋盒毛巾什么的布置成一个舞台，再用纸片剪成些小人，坐在小板凳上，用手动方式让那些“演员”演戏。我想不出来如果那时候真被中戏录取了，后来会是怎么个生命轨迹。反正，《班主任》是肯定写不出来的。我感谢生活，感谢时代，感谢机遇，感谢所有给予我鼓励支持，以及善意批评指正的人士。
韩璟 记者 姜小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