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管锥编
顾思齐
西人有言:需要英雄的时代是不幸的时代。据说出自伽利略之口。
不知是由于在思想上久经欧风美雨的洗礼，还是由于在现实中深受腥风血雨的教训，近世中国人也多有类似的反英雄观。
李大钊1916年在长文《民彝与政治》中明确表示:“老子云:‘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此所谓盗，殆指盗人秉彝之能而荒之，其民过崇圣智、厚赖英雄之性，其即引盗入室之媒欤？……盖唯民主义乃立宪之本，英雄主义乃专制之原。……盖迷信英雄之害，实与迷信历史同科，均为酝酿专制之因、戕贼民性之本，所当力自湔除者也。”其言实系针对复辟帝制的袁世凯而发，意谓国人的英雄崇拜，促成了大盗窃国的局面。于右任1924年诗《读史三首》之一云:“风虎云龙亦偶然，欺人青史话连篇。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三四句虽不过套用清人赵翼“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旧句，但饶有理趣，在现代旧诗史上允称名句。张学良1926年在天津南开大学东三省同乡联欢会上演讲:“诸君在校读书，希望努力研究学业，切不必学大人物，须知大人物愈多，则国家愈乱。东三省不希望大人物太多，太多则东三省即不平静。”张学良所称的“大人物”，也即“英雄”的近义辞。但张学良自己不亦大人物乎？他不是也让中国更添混乱了吗？他的一生事迹，到底也未能跳出“大人物愈多，则国家愈乱”的僵局，这也是一种历史的理性狡猾吧。徐懋庸三十年代的杂文《英雄崇拜》更作推衍说:“英雄特多的种族，一定是最弱最惰的种族，因为弱，故稍强者即形特异，因为惰，故将一切责任诿诸少数人。古代斯巴达是一个伟大的种族，但他们的伟大，在乎整个种族的健全，他们并没有非常的伟人和英雄。”这是说英雄的出世，反倒是国族病弱的表征，英雄之所以鹤立鸡群，只不过因为众人都跪倒的缘故。陈树人四十年代初的长诗《寄怀高剑父一百韵》亦有云:“众生在平等，不应有参差。一国多英雄，定碍及平治。世界多英雄，民族遭烂糜。轻重悬其间，争夺必纷滋。”这则是说英雄辈出，既不利于国内民主，也不利于国际民生；此与李大钊“英雄主义乃专制之原”的认知颇相呼应。
值得留意的是，于右任、陈树人皆为国民党大老，他们不约而同地敌视英雄，是仅就割据地方的党人军阀而言呢，还是也包含了对国民党的自我批判？
由这种反英雄主义的立场出发，则张艺谋的《英雄》将秦始皇捧为最大的英雄，倒也算歪打正着。将秦始皇视作英雄，并不需要改造我们对秦始皇的认识——他仍是个暴君，而是需要修正我们对英雄的定义——勇于杀人放火，不惜血流成河，此之谓英雄。“一将功成万骨枯”，英雄本如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