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眉低看
黄灿然
现已有中译本的《苦涩的名誉——西尔维亚·普拉斯的一生》，原书封套上宣称是第一部权威的普拉斯传记，“尽可能依据事实，完整、不偏不倚、客观地”描写传主。事实是
否如此呢？最近偶然读到美国当代顶尖诗评家海伦·文德勒一九八九年也即原著出版那一年，在《新共和》杂志发表的一篇详尽而严厉的书评。
文德勒开门见山就说，作者安妮·史蒂文森不应把自己的姓名署在这本书上。史蒂文森在被文德勒认为“非常古怪”的“作者说明”中，暗示自己不是全权写这本书:英国诗人特德·休斯(普拉斯的丈夫)的姐姐奥尔温·休斯乃是该书(至少是最后四章)的“影子作者”，而这四章恰恰是描写普拉斯的婚姻生活。这是“作者说明”:“在撰写这部传记时，我得到普拉斯遗产的文学代理人奥尔温·休斯的很大帮助。休斯女士对本书的贡献，使它几乎成为一部合写的著作。我尤其感激她为最后四章和《爱丽尔》诗集中一九六二年秋天那几首诗而做的工作。”
更令文德勒奇怪的是，“说明”还有一个脚注，具体注明共有多达十三首诗的解释文字，以及第六章最后几段和第十二章头几页讨论的首几诗的“介绍材料”，都是奥尔温提供的。文德勒认为“任何自重的诗人(史蒂文森是诗人)都不会容许”这种事情发生。文德勒进而问道:“哪有一位诗人和传记作者，会让传主的前大姑子代笔，替她(史蒂文森)写文学评论？”
这是赤裸裸的操纵。不受操纵的后果，则不妨看看更早另一本普拉斯传记的作者琳达·瓦格纳—马丁的表白。琳达是密歇根州立大学英语教授，她在普拉斯传前言中说:“当奥尔温读了本书后面几章，尤其是读了一九八六年的手稿之后，她的合作大量减少。奥尔温给我写了连篇累牍的信，通常是就普拉斯的生活和发展与我争辩。特德·休斯一九八六年读了手稿的草稿之后，提出十五页的修改建议，这意味着要删除一万五千字以上……他们继续要求修改，而我认为，除非我同意修改手稿，反映休斯家族的看法，否则我将得不到允许(大量摘录普拉斯的著作)。当我明白这种战术将无限地继续下去时，我不得不终止我想大量摘引的企图。”
史蒂文森这本书还附录了三篇关于普拉斯的回忆文章(是专为这部传记而写的)，作者分别是卢卡斯·迈耶斯(美国人，特德·休斯在剑桥大学的好友)、狄多·默温(美国诗人默温的前妻)和理查德·墨菲(英国爱尔兰诗人，他在普拉斯死前去爱尔兰时招待她)。由于休斯承认已销毁普拉斯在他们婚姻生活期间写的一部日记，同一时期的另一部日记则“丢失”，所以这些回忆文章便大有作为见证的意味了。而这些人的见证不用说，都是偏袒休斯家族的。一般的做法，应是传记作者采访这些人，并提出可能的、有时是针锋相对的质疑。
还有，在出版社商标下，注明此书是“彼得·戴维森出版”。戴维森是诗人，曾与普拉斯有过一段情，后来在回忆录中(此时普拉斯已死，真是死无对证)说了普拉斯很多坏话。而史蒂文森在传记中也大量引述戴维森。至此，一切已不言而喻了。
文德勒一向以诗学见解犀利见称，在这篇书评中更是直言不讳。我一向讨厌传记，普拉斯的诗我常常重温，但传记就不感兴趣了。原版的三篇回忆文章我倒是看了，作者们显然与普拉斯有隔阂，而只要有隔阂(尤其是性格、人生观、世界观、创作观不同)，即使他们的回忆是真诚的，也会构成偏见。应该说，在有隔阂的情况下，回忆者愈是真诚，偏见就愈炽烈。墨菲的回忆尤其古怪，他写普拉斯试图引诱他！生命中这个小小的片断，他应该悄悄藏在心窝，甚至用来温暖心窝，而不应该被利用，变成一支刺进亡灵心窝的钢笔。
休斯与普拉斯之间的是是非非，已溢出诗歌界和文学界。普拉斯被女性主义者偶像化，休斯常遭谴责。这也难怪:他与人通奸在前，销毁日记在后。休斯亦有大批同情者，一方面是因为他非常厚道，修养极好。最重要的是，同情者们都深知与普拉斯这种抑郁症患者共同生活，确实是非常困难的——应该说，是灾难性的。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同情战，至今未停。
这种同情战，甚至发生在同一个读者身上。例如我同情普拉斯作为杰出诗人所遭受的抑郁症之苦，又同情休斯作为这样一位抑郁症患者的枕边人所遭受的可怕煎熬。但是，传记作者哪怕有偏见，也是正常的，却万万不可受人操纵。一个诗人为另一个诗人写数百页传记，已是一种没抱负的表现，也正是没抱负使她——史蒂文森——如此委身屈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