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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语嫣”到“韦小宝”———文学批评家的身份转型

http://ent.sina.com.cn 2005年09月07日10:29 新京报

  这年头做一个文学批评家,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他有可能消化不良,因为整天都在咀嚼垃圾食品;他有可能精神分裂,不知道自己是批评家还是表扬家;他还会身心憔悴,像华威先生一样奔走于各种社交场合。但是,这年头做一个文学批评家,又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他和文学女青年眉来眼去,谁也搞不清究竟是精神恋爱还是肉体恋爱;他跟作家称兄
道弟,把四溅的口水编成高深的对话录;他还可以充当公众的导师,大声感慨精神家园变成了精神沙漠。

  批评家的门槛

  吊诡的是,当文学批评家感慨精神沙化的时候,他却没有注意到,自己很有可能正是精神沙化的原因之一。在今天,成为一个批评家的门槛几乎为零,只要不是文盲就可足够了。“批评家速成班”的初级班教程是三个“完美统一”:第一,感性和理性的完美统一;第二,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统一;第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统一;中级班教程是两个“内在冲突”:第一,现实和想像的内在冲突;第二,美学和历史的内在冲突;高级班教程稍微难点,要多记一些关键词,比如内心、关怀、感动等等需要仰视才见的词语。只要把这些公式背好,哪怕你是文盲,跑到作品研讨会上侃侃而谈,依然会赢得许多掌声。

  不过,批评家绝非浪得虚名之辈,他们的特技是“无米之炊”和“点石成金”。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无中生有”和“化腐朽为神奇”。我们不妨开出下面一个问卷,请批评家回答:你参加作品研讨会之前,是否会拜读那些自己即将高谈阔论的大作?你的评论,有多少是应作家朋友的邀请而写?你会为一个没有知名度也没有打过任何交道的作家写评论吗?据我所知,对作品说“不”、对作家(当然是成名作家)说“是”,已经成为绝大多数批评家的普遍态度。对作品说“不”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指批评家根本不会去认真阅读作品,但巧夫擅做“无米之炊”,没有阅读过作品,一点也不妨碍批评家们煞有介事地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第二种指批评家读过作品,并且颇有非议,但他们会在作家面前掩饰自己的不满,将作品夸得

天花乱坠。

  批评家究竟需要有哪些品质呢?有人说是正义和良知,有人说是胆量和勇气。事实上,批评家不是见义勇为的英雄,正如见义勇为的英雄大都不是批评家。

  还有人说是写作才能,当批评家对某部作品稍微表示不满时,经常遭到作家的反唇相讥:你也写一部让我们服气的作品看看啊!我同意批评家需要有写作经验的说法,但并不因此认定批评家一定要在写作上超过作家,才能发言。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的王语嫣,堪称批评家的模范。她本人手无缚鸡之力,却对各种江湖门派了如指掌。虽然她的朋友个个都比她武艺高强,在对阵的时候却经常靠她的点拨才能出奇制胜。哪怕是已经在江湖消失多年的武林中人,王语嫣也可以凭借招数判断出他们的门派。

  这种“慧眼”恐怕如今的批评家难以想像,如果遮去作者姓氏,他们对同一部作品的评价很有可能迥然不同。

  被“包养”的批评家

  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不可望王语嫣项背,却高度疑似韦小宝。小说里的韦小宝被七个美眉围绕,现实中的批评家则至少被七种力量支配。

  首先,批评家被作家“包养”。一个批评家有自己感兴趣的作家,这在情理之中,但如果他不加辨别地称赞该作家的每一部作品,就有些匪夷所思了。然而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我们几乎可以列出一份当代文学的人物关系表,一部作品在出版之前就猜得出哪些“代理人”将为之摇旗呐喊。其次,批评家还被学院“包养”。如果盘点批评家的名片,多半写着博士、教授或者博士生导师之类的头衔。事实上,学者和批评家的身份并不统一,一个毕生研究某位作家生平年月或某个文学事件前后过程的学者,很有可能是文学的外行。再次,批评家还被读者“包养”。

  在发行量高于一切的今天,批评家可以放弃所有底线,在圈内“臭名昭著”在圈外“众星捧月”,然后又利用圈外的影响力在圈内获得承认(文学圈本来就是势利眼)。

  批评界是个江湖

  除了被作家、学院和读者“包养”,批评家还“寄生”在社交之中,部分权威几乎常年出现在新书发布会、作品研讨会、颁奖典礼上,扮演着“文学司仪”的角色。其次,批评家也“寄生”在门派之中,文学江湖的错综复杂并不亚于武侠江湖,“吾爱真理,吾更爱吾师”的门徒比比皆是。文学向来需要流派,但流派主要是观念共同体,而门派则主要是利益共同体。

  再次,批评家还“寄生”在出版之中,有些干脆兼具书商的角色。只是他们往往隐藏商人的身份,露出文化的面孔。最后,也是最为值得注意的是批评家“寄生”在批评家之中。也就是说,批评家不仅形成了各自的门派,而且整个批评家群体成为庞大的利益共同体,他们平时有可能“兄弟阋于墙”,但面临批评时却共同“外御其侮”。

  在《鹿鼎记》里,韦小宝是一个强大的“主体”,七个美眉都成了等待宠幸的客体。如今的文学批评家则是被任意支配的“客体”,等待着作家、学院、读者、社交、门派、出版、批评家的宠幸。

  不过,批评家不能把这种境遇归咎于别人,正是他们自己营造了这种环境,又如何“骑驴找驴”地指责别人呢?

  王晓渔(青年学者,供职于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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