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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一部1961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带给中国文学史界的震荡，不亚于一次文学的革命。还在国人习惯于鲁郭茅巴老曹的文学排序时，远在美国的文学史家夏志清先生，以他独特而超然的文学眼光，将几位寂寂无名的作家推到文学的前台。如今，“张爱玲话题”与“沈从文话题”仍然在文学界延宕,而他的文学论断早已得到文学史界的承认。因为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远在美国的夏志清先生成为改变国人文学眼光的人。2005年，夏志清先生的这部名作辗转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也让他自己再次成为
被关注的对象。华东师大学者陈子善，因为推动《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国内的出版，成为与夏志清先生有过密切接触的人，编者特约他为本报撰文，同时也披露一些该书出版前后不为人知的史实与细节。———编者题记
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繁体字中译本（香港版），我早在书出版的第二年，也即1980年就已读到了。说实话，读后所受的震撼委实不小，因为它与我当时读过的几种作为教科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太不一样了。记得当时想读此书的同仁还真不少，后来写出《郁达夫新论》的许子东兄就向我借阅过，还约定三天之内一定归还，那种神秘兮兮的情景我一直记忆犹新。
1983年夏，夏先生有大陆之行，他是钱钟书先生请来的客人。但直到他返美之后，我才知道他到过上海。为此，我还责怪过接待他的我的同事龚济民、方仁念夫妇。方教授时正研究“新月社”，曾到哥伦比亚大学访问一年，对夏先生执弟子之礼。也因此她后来吃过一些苦头，被斥为拜倒在“反共学者”门下。龚、方夫妇的回答使我吃惊不小，他们被告知不能声张夏先生的来访，不能在校院内接待夏先生，夏先生能见谁是受严格控制的，所以就不便通知我了。夏先生有那么可怕吗？现在回想起来，未免可笑。最近贾植芳先生出版了他的《早春三年日记》，书中对夏先生当时访问复旦大学种种有趣的情形就有真实生动的记述。
待到终于与夏先生见面，已是整整十七年以后的事了。2000年深秋，香港岭南大学文学院主办“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夏先生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患心脏病后，已遵医嘱不再长途旅行，但他是张爱玲文学史地位的“发现者”，于是由王德威兄“护驾”，欣然破例与会。
这是数年通信之后，我首次有机会当面向他请益。夏先生真是性情中人，直率、健谈，一见如故，谈得兴浓，常常爽朗大笑。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毫不掩饰自己的自负。他不无得意地对我说，自己也没想到年轻时写的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会产生那么久远的影响。不过，自己当时确实下了工夫，几乎把耶鲁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中国现代文学书刊全都翻遍了。他对大陆文学评论界当年对他的批判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运用“新批评”的理论和方法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是撰写文学史的题中应有之义，更何况他也推崇他认为有个人风格有成就的左翼作家，如茅盾、吴祖缃等。特别对张天翼，他评价甚高，可后来人们提到他的“发现”，往往只提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惟独遗漏了张天翼，实在有点不公平。他坦言文学史著作从来就没有纯客观的，他个人有所取，就会有所不取，如果说这就是“偏见”的“主观”立场，不也是正常的吗？
夏先生自视甚高，但他并不是不接受批评。他一再表示，《小说史》未能详细探讨萧红、端木洪良、路翎等人的小说，是他的疏漏。虽然当时他在美国无法读到这些作家的主要作品。《小说史》简体字本出版前夕，他读了我影印给他的《早春三年日记》中关于他的记述，其中提到《小说史》正文和索引中把冀仿和贾植芳两位“胡风派”作家混为一人了，立即来信做了自我批评：“拙著《小说史》里作者、学者姓名都没有弄错，想不到留下‘贾冀仿’这个笑柄，自感不好意思”，要求我代他改正。其实，《小说史》两处提到冀仿，一处误作贾植芳，另一处并没有错。
这些年来，我与夏先生鸿雁不断，他这些信谈文说艺，给了我很多启发。将来有机会整理出来，我想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应有所裨益。
《中国现代小说史》简体字本几经曲折得以问世，但还不是全本。值得庆幸的是，原书的精华是尽可能的保留了。夏先生已85岁高龄，手头还有一大堆的事。《中国古典小说》的中译文等着他最后校正，张爱玲给他的一百多封信的注释也有待完成，还有《夏志清自选集》的选目也等着他审定。今年秋天，美国哈佛大学将举行夏氏兄弟文学贡献研讨会，在这个会上，我想夏先生作为欧美中国现代文学掌门人，“大概终可以一秉他闻名友间的幽默感，开怀畅笑了吧？”陈子善 文并图
网络编辑：赵志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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