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百年祭1905－2005
纪事
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论语·雍也篇第六》
学生冉耕患病将死，孔夫子去做临终告别，有上述感叹。
命者，势也。大势所趋，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科举制度的死亡，和中国的王朝制度一样，是老病逢强贼，不得不亡。西方坚船利炮的入侵，不过是压死骆驼的稻草罢了。人与历史皆有苟延残喘的决心，所谓病去如抽丝，一则说时间之长久，二则说去病之痛楚。生活于历史病痛下的人，甘苦自知。而其中，又有深知病痛所由、窥见未来方向之人，为之号呼。
纪事者，剥茧抽丝，排比时事，做一有序的记录。
虽然建立了宪制国家，虽然发生了号称“启蒙”的五四运动，虽然“教育救亡”的喊声不绝于耳，虽然有一段所谓“黄金十年”的上升期，民国仍因无法弥补制度性缺陷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并终于崩溃。
黄白对决
今年，是废除科举一百周年，也是日俄战争一百周年。日俄战争在春天结束，废除科举的命令于秋初颁布。废除科举虽早经酝酿，但是，日俄战争，尤其是日本战胜俄国取得最终胜利，对于制定国策的清国君臣震撼极大，我们若说日俄战争是废除科举的催化剂，未尝不可。因此，在重估废除科举得失之际，有必要对日俄战争略作回顾。
日俄战争，有个绝对“第一”:这是人类历史上至此为止规模最大的战争；奉天(今沈阳)会战，双方合共投入兵力达六十二万四千人，前所未有。此役另有一项相对“第一”:若排除1896年埃塞俄比亚人战胜意大利人的阿杜亚(Adowa)之战，则此役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次非白种人战胜白种人的战争。
十九世纪的世界，无论文治武功，堪称白种人或曰“欧洲文明”的天下。然至世纪末，白种人反躬自省，对自己在全球范围内的控制力不再居之无疑；黄种人穷极思变，则对本国本族的前景推导出一种“创见”。文艺、舆论最能反映时代面目，兹举数例，以说明世纪之交，白人世界对黄种人(亚洲)的警惧，以及东亚人士(特别是中、日二国)对未来百年的期望。日俄之战前十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手绘一图，内容为欧洲女武神(Valkyries)与乘龙之佛陀作战，用示保持优势、继续捍卫基督教西方的决心；1898年，日本人近卫笃麿发表全球范围内种族战争的预想，呼吁本国与同种结盟，为将来之黄白人种大对决作准备；1904，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撰文，对“日本人的组织和统治能力”及“中国人口之巨大劳动能力”表示恐惧。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写下一段煽情文字:“自此以往，百年之中，实黄种与白种人玄黄血战之时也！……与白色种人相驰驱于九万里周径之战场，是则二十世纪之所当有事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83页)。
正是在此背景下，爆发了日俄战争，并以日本获胜终局。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领袖们由此得出结论:必须把西方的科学和工业引进自己的国家，但必须像日本人那样摆脱欧洲的控制，自己掌握现代化进程，并保留自身的民族特点。嗣后，伊朗(1905)、土耳其(1908)先后爆发民族独立革命，盖即受日本战胜之启示与鼓舞(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第885－8页)。与战胜国同属黄种的中国人，战后反思所得，不能逾此范围，但是，别有一分悲喜交加的复杂情绪。因为，这场外国战争竟在“禹域”(中国领土)内展开，而战争的目的，则是争夺对满洲(约当今东北三省)及朝鲜的控制权；更甚者，迫于形势，中国在此战中竟不得不宣布“局外中立”。自时人视之，此役较诸十年前的甲午惨败、五年前的庚子之难，不啻更形耻辱，而瓜分、亡国的危机感接踵而来。
其时，具有“先进”思维的人士，略分二类，一为“立宪派”(呼吁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精英)，一为“实力派”(以袁世凯、张之洞为代表的封疆大吏)。“立宪派”认为，日俄战争不仅仅是“军队之竞争”，更是“政治之竞争”:日本是君主立宪国家，俄国为君主专政国家。不论国内政治，还是对外战争，都可看出立宪对专制的优越性。日俄战争结束不久，清廷便派五大臣出洋，周游列国，考察宪政。
“实力派”则借此机会，向科举制度开刀。
程序正义
通俗地说，科，指考试科目的科；举，是举用人才的举；科举制度，则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
中国最后一个“探花”——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殿试一甲第三名——商衍鎏，曾对科举制度作扼要总结:“自汉至隋，轻于文字而重于选举。自隋、唐至宋，重在考试而不核行能。自宋神宗后，专以进士为贵，降至于明、清，守之而勿失”(《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序例》)。由此可知，中国二千年来选拔人才有一个趋势，最初，注重候选者的品行、声誉(汉代举孝廉，分四科，以“德行志节”居首)，衍变至末期，则一篇短文定终身(清代，八股文限定字数为七百)。
以品行、声誉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立法之意固然不错，无奈，执行起来实在无法客观。今人都知道，起点公平确难实现，惟可寄托者，在于程序正义。自上而下的统一考试，不分富贵贫贱，惟成绩是尚，却能最有效地保持程序正义。
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诏曰:“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这句话，准确把握了时代精神，亦可视作程序正义的“制度化”。同时，中国官僚制度的“现代化”亦告完成，而且，引进这种“现代化”成果还令朝鲜、日本乃至英国受益。孙中山遍考欧美各国政治，回国演讲，尝说:“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最好的制度”(1921年，《五权宪法》)。西人，如伏尔泰(法)、马礼逊(英)、杜兰(美)等，亦尝赞美科举制度，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Weber)更从学理层面探讨，谓科举制度使被统治者在专制国家趋向平等，堪称“消极的民主化”(passivedemocratization，余英时译)。
因此，我们才说，二千年科举制度的嬗变体现了历史的进步。但是，科举制度终被废革。难道，早在一百年前，科举制度便因本身的“现代性”作茧自缚，便已不合时趋，不得不被浩浩汤汤的“时代潮流”冲溃？这也是历史的进步么？
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得使用“杠杆”理论。
神奇杠杆
科举制度的本质，窃谓王亚南以“杠杆”比喻科举制度，能得其要，他说:
“科举制像从外部为中国官僚社会做了支撑的大杠杆，虽然它同时又当作一种配合物成为中国整个官僚体制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第96页)；
然谓科举既是支撑帝国的“杆杠”，又是帝国的“构成部分”，此喻似凿枘难合。但是，我们若将科举制度与“士以天下为己任”联系起来，此喻之妙就体现出来了。
天下，是谁的？今天，我们都知道，天下是人民的，所谓“十亿神州尽舜尧”。但是，在“帝国”时代，天下只可能是天子一人的，否则，就不是帝国，而是共和国了。不过，以天下之大，单靠天子一人，是没办法统治的，于是，选谁来“共治”天下，便是身为天子首要考虑的问题。帝王曾挑选、倚重过各类人马，如外戚，如宦官，如佞幸，然史有明鉴，此类人众俱属治国不足、肇乱有余，惟有倚重读书人、士大夫的时候，天下方称乂安。是否因史书都由读书人编纂，利用话语霸权，故意贬低其他集团，抬高自己身份？似不尽然。众所周知，汉高祖刘邦最瞧不起读书人，未得天下，即有“溺儒冠”的恶习，既得天下，更有“乃公马上得之(指天下)，安事《诗》、《书》”的狂言。但是，登基不久，他对读书人的态度便来了个大转弯，诏曰:
“贤人已与我共平之(指天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这道诏书，固然是汉代选举制度的滥觞，也为接下来二千年的历史定下基调。诏书中的“贤士大夫”，自然指读书人。然而，战国时代的“士”，“以读书为专业，揣摩为手腕”(顾颉刚语)，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倾人城倾人国者不知凡几，时称“游士”。待到天下一统，再不妥善安置这些“游士”，令其尽快转变为“贤士大夫”，君主专制的国家安全实在堪虞，因此，刘邦才会发出邀请，请“从我游”，并许以“尊显”。于是，才会有科举的制度设计，让“贤士大夫”尽为我用，不致成为国家的隐患。不论如何本领高强的人，他只要有一丝入世之心，便不得不参与这个游戏。
八股之死
先天，玄而又玄，牵涉太广，兹不赘论。后天失调，则指明代(宪宗成化以后)将唐、宋以来多种多样的考试方法，如策论、史传、诗赋、经义等，尽行捐弃，而只用四书文(又称制艺，即八股文)选拨人才。
不论今古，但凡要考试，绝大部分的考官、考生都不会拒绝标准化。在考官，阅卷十分轻松(今日更可用计算机阅卷)，在考生，见招拆招，有章可循。八股文虽是写文章，却具有极高的标准化程度。首先，命题有范围(不出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其次，思路有限制(以朱熹对四书的注解为标准)，最后，作文有定格。一篇八股文，按写作次序，略可分为破题、承题、起讲、领题、收结几个部分，而在领题、收结之间，便是起、中、后、末四大比，每比二股对偶，合之则为八股。八股文之得名，在此，八股文之优劣，亦系于此。
利害相权，弊大于利。单就文学价值而言，“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八股文虽智慧与技巧并重，然其本质，并无异于古今中外一切应试承命之作，究是用过即弃不堪回首之物，好听一点叫敲门砖，难听一点则是卫生巾、避孕套，难登大雅之堂(八股文未能进入文学史，即是明证)。再就选拔人才而言，考生将全部精力用于写作这种高难度、无实际的文章，四书以外的知识，一无所知；作文以外的生活，全无历练。一旦侥幸考中，政府授以职使，其不能胜任乃至渎职、作恶，又是题中应有之义。上之所求在彼，下之所应如此，“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梁启超等《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名实背离，格格不入，一国之人才政事，日趋败坏，可想而知矣。
适如韦伯所言:“西方与中国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差别在于，在我们这里，除了这种等级制的教育考核之外，还出现了理性的专业训练，并且部分地取代了前者”。
科举之废
当时定议:科举废除后，以学堂代之，并辅以留学。于是，天下读书或不读书的“读书人”，甫闻新诏，初则惊喜狂怒，继则狂怒惊喜，终于，纷纷“背起书包上学堂”而后已。为何惊喜？为何狂怒？为何上学堂？所以惊喜者，留心经济、立志匡时的人获得了解放，再不用千人万马挤在科举这条独木桥上你拉我拽举步维艰了；所以狂怒者，十年寒窗，砚透笔秃，何曾想换来一场黄粱梦？所以上学堂者，自此以后，神州大地，遍设学堂，将使“无地无学，无人不学”，并以此致富图强，有志报国养家者，舍此途无以进身矣。
清末废除科举，改办学堂，从表面上看，前此得益于科举的士人绅士的特权受到破坏，或曰“士人政权”被瓦解，他们理应坚决反对此项改革。而实际上，广大士绅在此巨变中“机敏地停止了反抗”，转而以开办学堂作为“保存特权的新出路”。因为，学堂的考试内容虽由子曰诗云一变而为声光电化，可是，学堂毕业生(以及留学生)照样被授予生员、举人、进士的头衔，照样做官，特权犹在。
旧时代的官绅，得风气之先的一部分学堂生，以及大小军阀(可以鲁迅《阿Q正传》中赵家父子、假洋鬼子及城中“革命党”作代表)成为社会的上层阶级，农民及城市贫民成为社会底层，二者之间的阶级流动因缺少类似科举的制度设计而趋于静止，二者之间的矛盾亦日愈扩大。旧时代常见的“官逼民反”造成之动乱是可以克服的，不然不会有清代后期的“同治中兴”；新形势下的“列强瓜分”，因民族国家业已兴起，足以抵抗；但是，过渡期的制度性缺失——阶级流动不能经常、有序——却足以亡国。因此，虽然建立了宪制国家，虽然发生了号称“启蒙”的五四运动，虽然“教育救亡”的喊声不绝于耳，虽然有一段所谓“黄金十年”的上升期，民国仍因无法弥补制度性缺陷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并终于崩溃。
谭伯牛(青年历史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