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百年祭1905－2005
邸报
吾犹及史之阙文也。
——《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
孔夫子这句话，原意是讲治学的谨严。史官记录史事，遇到不明之事不知之字，空缺以问他人。
历史的记录，当事人和后来者，由于身处时代与环境的不同，有着不同的角度和看法。当事人身处其间，不晓历史变局之大；后来者置身事外，不知历史细节之微。后来者可欣慰的是，当事人的记录，为其提供了复原历史细节的可能，空缺之处，潜心钩沉，正可弥补个大概。
邸报者，旧时的新闻纸。于此借意，以指科举废除之际的历史记录。
表面上，最后一次科举的礼仪风光如故。但其中却也不难看到其没落的迹象显现。商衍鎏的孙子，中山大学考古学教授商志香覃拿出一份从北京故宫博物院复制的小金榜来，指给记者看其中的错误。这是光绪二十九年，即商衍瀛中进士那一年的金榜，赫然有一个错字。“第二甲赐进士出身”写成了“第二甲名进士出身”。皇榜写错是杀头之罪，但这个金榜保存如此多年，却一直没有被发现。“可见当时清政府已经多么混乱，科举走到末路也是必然的了。”这一年正是八国联军侵华之后第一次恢复考试。
甲辰科:最后一次科考
1904年是旧历甲辰年，光绪三十年。农历五月二十一日这天黎明时分，273名身穿常朝服的贡生从北京东华门至中左门，点名领卷，进入保和殿。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次复试和殿试即将在这里举行。
来自广东的商衍鎏也在队伍中，这一年他刚好年届三十。从六岁开蒙读《三字经》、《千字文》算起，他已经有二十多年的时间都花在苦读四书五经、准备科举考试中，所谓“终日仆仆，皆以练习科举考试为目标”也。此时已是内忧外患，国家飘摇。但对于长年寒窗苦读的士子们来说，科举仍然是他们求取功名必须走的路途。
商衍鎏没有想到的是，甲辰科将是中国一千三百年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次考试。
广东人连中末代榜眼和探花
1904年5月的这天，考生们依次进入考场，每人背负一个考箱，里面放置笔墨用具。因为大殿提供的小几太矮，需要盘腿坐在地上答卷。很多考生还自己携带了用铁条和布制成的可折叠的考桌进场。大殿森严，光线幽暗。先来的都占据了前排光线好的地方，后来的只好到殿前廊下借光。辰时时分，题目发下来了，共四道，要求当日交卷，不得续烛(即不能到天黑之后)。
考生们领到题后都回到座位上奋笔疾书。自清道光之后，科举考试还注重书写的楷法，试纸又厚不易写，因此光是将试卷写满都占去大半时间，几乎来不及构思文章。商衍鎏于傍晚时分交卷出场时自我感觉不错:八开的试卷写满了七开半，工楷圆满，无一脱漏的字。哥哥商衍瀛此时已在翰林，在收卷官那里看到弟弟的试卷，也感觉颇为满意。
22日这天，读卷大臣在文华殿共同阅卷，将阅定的前十名呈给皇上钦定座次。呈上时拟订的名次是:朱汝珍第一，刘春霖第二，张启俊第三，商衍鎏第四。其中朱汝珍和商衍鎏都是广东人。
光绪皇帝阅卷后认为，第二比第一写得好，第四又比第三写得好。于是一与二、三与四分别换位，刘春霖、朱汝珍和商衍鎏就此被钦定为科举史上的末代状元、榜眼和探花。
报国无路的末科进士
科举过后，新进士们还憧憬了一段报国的梦想。光绪推行新政，不久就选派一批学员去日本留学。商衍鎏、刘春霖、朱汝珍都在其中。他们于1906年赴东京法政大学学习经济和法律。在此期间，他们还有机会参与一些演讲和集会。12月2日是《民报》周年纪念会，商衍鎏到锦辉馆去听演说。第一位演说者就是孙中山，他讲了种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其后章炳麟，汪兆铭等人也纷纷登台演讲，现场听讲者数千人，掌声不绝。可以想见，这些意图推翻满清的革命者的演讲对商衍鎏有多大的震动。
两年后这批士子毕业归国。在清廷举行的考核中，商衍鎏还被评为最优列一等。但这些所学却无能化为改变现状的实践。考试结束后，进士们又按照旧制进入翰林院，做些校对、编修、撰文的工作。商衍鎏虽然因为关心国家，多次向清廷提出改革建议，却从未被重视。
这样的状态没有维持多久。风雨飘摇的大清终于在1911年轰然倒塌。新科进士们十年寒窗求来的功名也如流水而去，此后便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不同的人生道路
这批末班进士的人生路途极为不一。多数人留洋归国后，都参与了革命或民国政治，成为清廷的“叛逆”。其中有名的如蒲殿俊，二甲第四十一名进士；颜楷，二甲第三名进士。两人于辛亥年在四川号召反对借外债修川汉铁路，掀起著名的保路运动。谭延闿，末科二甲第三十五名进士，曾任孙中山的秘书，后任民国的主席与院长。汤化龙，二甲第一百零八名进士，民国初任议会议长。沈钧儒，二甲第七十五名进士，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长。
也有忠于清廷的人。典型的一个就是商衍鎏的哥哥商衍瀛。他是比较坚决的忠君者，跟随末代皇帝溥仪来到了伪满洲国，意图复国。另外如陆光熙，三甲第六十二名进士。在国民革命中对抗而死。有辅佐军阀的，如张其皇，二甲第一百一十八名进士，后为辅佐吴佩孚的幕僚。
还有一部分人是远离政治，专心治学或赋闲的人。朱汝珍就迁居香港，在家做文士。而当科状元刘春霖曾任袁世凯秘书，后来淡出政坛卖文为生。抗战期间在沦陷区不愿替日本人做事，生活无着贫寒而逝。
同样远离政治的商衍鎏于1912年应聘德国汉堡大学东亚系教师，远赴德国四年教授汉语。在德国，他还帮助筹建了汉堡大学中国语言和文化系。汉堡大学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专门拨出二万马克。商衍鎏编制了采购中文的书目，并向国内订购了一批很有价值的中国图书，成为奠定汉堡大学汉语系基础的里程碑。目前拥有八万余册的汉堡大学中文系图书馆，已经成为德国规模最大和最著名的图书馆。“末代探花”商衍鎏为促进中德文化教育的交流立下了“首创”之功。
一战爆发，商衍鎏回国后曾在国民政府任职，1927年后，鉴于时政腐败，愤而辞职，从此以卖字为生，治学为本。抗战后辗转江苏、四川等地，晚年由儿子商承祚接回广州定居，被周恩来总理聘为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直到去世。
商家在广东科举史上有“禺山双凤”(商衍鎏、商衍瀛两个进士)的美誉。同时商衍鎏的两个儿子，商承祖和商承祚，都是著名的学者教授。其中商承祖曾任南京大学外文系主任，商承祚则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中山大学教授。晚年商衍鎏撰写了《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和《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更凭记忆默写当年考题，为后世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财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于1956年11月为他拍了《探花的晚年》，介绍了他晚年的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田志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