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茜是台湾的奇女子，她从上世纪90年代步入台湾传媒政治领域，有人认为她是像张爱玲一般的才女;有人认为她是无法归类的女巫。陈文茜像许多台湾名人一样，熟练地运用媒体影响力，成为或风云、或明星般的焦点。她与李敖的英雄相惜，让人们看到她与李敖具有很多相同的特质：严厉、刻薄的批评精神，目前，陈文茜步李敖后尘在凤凰卫视开设的栏目。“解码陈文茜”很受欢迎。
记者：在我们看到的台湾社会，甚至是政治层面的话题也很娱乐化，政治人物也很明星化，这是怎么形成的？
陈文茜：这是台湾的坏例子。台湾在政治开放的过程中，忽略了必要的反思，这种政治开放导致一种肥皂剧般的肤浅。在80年代，台湾的文学、戏剧、音乐是一个高峰，包括罗大佑等等，有一批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尽管，他们可能不成熟，但他们绝对是大学毕业水平的，而现在的台湾，则退化到幼稚园水平。没有反思，没有准备，导致台湾出现了一种粗俗、幼雅的倒退，所以，在开放中，大陆应该避免台湾的坏例子。
记者：这种倒退的代表性文化是什么？
陈文茜：是一种狗仔文化。为了垄断市场，把一切话题娱乐化、粗俗化。过去认为，香港是文化沙漠，台湾还有文化，而后，台湾记者也开始学香港的狗仔写作模式，这就使粗、烂成为主导模式。而且，狗仔文化还以揭发特权为旗号，这也满足了一些人的心理。中国人有一个特性：一方面儒弱，另一方面很喜欢说别人闲话。大陆要注意这种狗仔文化。
记者：那么，没有其他力量制约这种文化吗？
陈文茜：台湾由于10年来缺乏反省，现在，主流新闻都是小学毕业水平统治大学毕业水平。过去，电视有三个台，后来有了有线频道，竞争的结果就是新闻节目娱乐化。许多主播只有漂亮脸蛋，根本没有大脑，没有专门新闻水准。最后，最先提倡这种模式的人都认为这种模式太有问题。不过近年，这种模式正在发生改变，比如，《联合报》原先也走狗仔化，成为半狗仔报纸，后来与《纽约时报》合作办报，结果大幅增长，也更有权威性。之后，《中国日报》也加大国际版篇幅，最后，连狗仔报刊也开始跟风，这说明犯贱文化只是市场中的一种需求而非全部，而且，这种文化是相对过去，比较伪善的社会得到一些人的认同，但人们并不永远认同。
记者：你在北京也感受到“超级女声”的影响，你怎么看？
陈文茜：这种比赛在台湾绝不会造成这么大的轰动，台湾也不会认为这如何有革命性。如果，没有孔庆祥，也就没有超级女声。超级女声出现在一个过于严肃的社会，获得了极大的社会反响，这就是中国人做事的一个方式，毛泽东看得很透彻，他一直强调，矫枉一定要过正！
记者：那么台湾政坛中女性的处境怎样？
陈文茜：在国民党退到台湾之后，曾经大力推荐一些有海外留学背景的高素质女性进入政坛，我很钦佩她们。她们既强悍、又专业。之后就是政治家族的女性。比如，政治家的夫人或是女儿。上世纪80年代起出现了一些女革命家型的力量，我就算这一批。现在的女性政治人物都很漂亮，很娱乐，她们靠照片就能当选，除了党派之间的叫骂和打扮漂亮地曝光之外，没有建树，所以，往往当一届之后就被选下去了。
台湾的政党一直利用女性政治人物吸引女性选民，比如，最早的国民党，之后的民进党，但政权稳定后就开始忽视她们。现在则是亲民党在大力培养女性政治人物。在台湾，只有马英九不用这么做，因为，他本人就足够吸引女性选民了。
记者：台湾、香港的名人或是作家往往要同时做很多专栏节目，为什么会这么紧张？
陈文茜：这就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一切为了消费，一切为了效率，一切服从于管理。于是，很多时候，效率和品质是有冲撞的。经常的结果就是过度的消费主义。有时，人们把低俗化当成一种开放，在开放过程中，我们经常喜欢一些垃圾而丧失了原有的优秀传统，大陆一定不能步台湾、香港的后尘，我觉得北京很有文化气氛。我去过上海，与北京相比，上海更商业，北京更文化。央视的一些主播很有素质，比如白岩松；北京的一些建筑，一些餐厅、艺术区能将艺术、建筑结合的很好，像金谷仓、798。戴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