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打工诗歌的几点反思
《新京报》整版推出打工诗人刘大程长诗《南方行吟》的节选，在诗坛和读者中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随即，南北的短评《娱乐时代，诗人何为？》，对此进行了大肆的鼓吹，而刘大程也撰文发表自己的诗歌观。打工诗歌作为近几年备受关注的一个词条，正在获得远高于它本身艺术价值的声誉，其背后原因，值得深思。
不可否认，民工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个弱势群体，他们的生活是艰辛的，以民工生活为题材的文艺作品近几年不断出现，尤其是前段时间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的连续剧《民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也将有助于现存的诸多打工问题的解决。而打工诗歌多为打工者自己创作，这些诗歌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打工者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无论从诗歌艺术还是现实意义角度来审视这些诗歌，它们存在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
走进打工者的内心世界，我们可以看到，巨大的生存压力极可能导致打工者的两个极端的性格走向：一是玩世不恭，一是愤世嫉俗。而在当前的打工诗歌中，绝大多数表现为后者。
从早期的谢湘南（尽管谢本人一再否认自己是打工诗人）到现在的许强、刘大程、罗德远等人的作品，打工诗歌经历了一个并不复杂的发展过程。而无论在哪个时期，他们的打工诗歌无一例外地把目光投向从外地农村来到南方都市打工的人群，关注他们生存的凄苦，并过度渲染了这种凄苦。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认为打工诗人们是在刻意虚张声势以博得同情，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事实是藏在这些打工诗歌背后的是人性的一个灰色的阴暗面。打工诗歌的题材都是非常狭窄的，翻开这些诗歌，到处是漂泊孤独的灵魂，到处是为富不仁的老板，到处是流着血泪的冤案，到处是对故乡桑梓的眷念，这些看法不可谓不片面，甚至可以说是一些诗人心灵扭曲之后的一个写照。
在刘大程诗歌的第十二节，诗人写道：“我的才华生不逢时，我的激情横遭打击/我的理想被人摧残，我的人格受人蔑视/我不奢望豪宅名车只求健康和自由，平静和淡泊。”自怜和自恋情绪被发挥到极致，而标榜淡然的矫情也跃然纸上，哪一个打工者在背井离乡的时候不是怀揣着一个淘金梦？真的淡泊你大可以打包回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好了，又何必在城里漂泊？
南北先生在肯定刘大程打工诗歌的同时，批评现在的诗歌说：“诗歌成了只供行里人品读的文人式的自娱自乐，越来越精英化、圈子化、私人化。”对此我只能认为，持此说的人阅读有限，根本没有读到真正的好诗。就拿当下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品来举例，打工诗人们身在其中，他们自身的情绪流露远不及旁观者客观明了，因而他们的诗歌在描写自己遭遇的同时，也在无意识地夸大这种遭遇的悲剧性。同样是描写社会底层人的苦难，我想南北先生若是读过沈浩波的《文楼村纪事》，就不会在文章中对刘大程的诗歌那样言过其实了。
任何有艺术良知的人都应该清楚，诗歌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它需要“血性的光芒”，同时更需要最起码的独立性。作为诗歌评论者，首先应该坚持客观的艺术标准和基本的良知，不能因为打工者生活艰辛出于同情而给予其作品不恰当的评价。我们都知道，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诗歌几乎成为了一种工具，朦胧诗运动将诗歌解放出来，使其回归艺术本身。然而此后仅仅二十余年，便开始有声音批判诗歌是“文人式的自娱自乐”，这于真正的诗歌发展，无疑是当头一棒，真无法想象这样的言论要将诗歌引向何方。
何为诗？诗为何？这是两个最根本的问题。冒着被指责“口号式矫情”的危险，我还是想说：诗歌就是诗歌本身，是一门艺术，它不是情绪的宣泄渠道，也不是其他什么庞然大物的附属品，它应该有其独立的品质。
诗是一个自由的生命体。
老刀（浙江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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