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情
孤云(书评人)
最近书市有点奇怪。十几二十年前炙热一时的人或畅销一时的书，统统又冒了出来。有消息说，借着李敖大陆文化之旅的旋风，李敖最近出版的新书十分畅销。《李敖档案》、
《李敖有话说》(2)等书被书店抢购一空。据说，还有一本《李敖大陆行纪实》也在紧张编撰之中，一俟李敖拍屁股走人就上市。让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前几个月出版的那本剧作《红色11》。此外，龙应台女士当年风行一时的《野火集》日前也出版了20周年纪念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柏杨旧作《中国人史纲》出了三卷本的未删节本。
将这三位作家相提并论并非一时兴起。这三位作家可谓台湾思想三家，多年前又都在大陆掀起了这样那样的文化风暴。当然，要说三人是思想家，想来有许多人是不乐意的，如果称之为“公众思想家”可能更为贴切一些。严格来说，三个人都没有什么思想体系，与学院型思想家的气质也格格不入，但另一方面，这三人又确确实实在思想层面影响了许多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三人的言论甚至改变了很多人的思想行为。特别是在大陆，更有着思想启蒙的意味。柏杨当年的“酱缸论”，直指中国传统文化的痼疾；李敖的为人为文风格，成为多少少年模仿的对象；龙应台针砭时弊的“野火”同样在大陆引起了反思。
对我而言，这三位作家有着别样的意义。他(她)们都是在我青少年时期进入阅读视野的。那时候正是一个懵懂少年，对什么知识都很容易吸收消化。特别是李敖，更使我的人生观发生天翻地覆的质变。在当时，我的知识、我的思想、我的个性，无一不被打上李敖的烙印。就是从阅读李敖开始，我才得以比较系统地了解台湾文学、思想界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直至80年代的历史嬗变，又从李敖的师长辈殷海光、胡适等人深入开掘到新文学之后的另一条文学、思想脉络(林语堂、梁实秋、钱穆)，进而对整个中国现当代人文地图有了全局性的认知。这种知识建构的基本功，至今让我受益非浅。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对于多数态度严肃的作家来说，一本十五岁时喜爱的书，往往在二十五岁时遭到淘汰”，按照道理，这三位作家的作品，至少对我而言早该成为初恋般的美好回忆才对，而不会再有再续前缘的激荡情怀。但近日重读《野火集》，竟然仍让我感到新鲜，而且对文章所论的当时台湾社会问题更有了切身体会。想来，大概是因为当年(上世纪80年代初)台湾的社会状况与大陆现在有颇多相似之处——由于经济发展而处于制度相应调适期，因此出现像伪劣产品横行、社会道德败坏、政府效率不高等问题。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去年底大陆正式出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何尝不是经济发展之后，期待个人道德素质相应提高的一种吁求。难怪他对“人”的研究，到了最后会拐到历史深处去，从历史根源来探究人的问题。而这种种阅读“新”得，或者正应了夏志清接下去所说的:“或者说，到了二十五岁时，因为对于该书在智慧上或者文学上有所新发现，而产生了不同的阅读方法。”
看来，三位公众思想家的一些言论历久弥新，对于大陆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或可谓旧情(怀)未了。无怪乎出版社有热情出版这些旧书了。
图:
《野火集——20周年纪念版》，龙应台著，文汇出版社2005年8月版，25元。
《李敖有话说(2)》，李敖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8月版，2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