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观察
俗与世俗是两个有必要进行区分的不同范畴。俗，是一种事先张扬的价值判断标准，凭借这一标准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主体，有可能很轻易就产生成见，比如说人为制造出高雅对低俗的敌意；而世俗呢，却是我们的存在之境，是我们自生自足自卑自嘲的生活，“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过河，不过满腹”(庄子)，跟宏大的宇宙相比，我们的生活就像尘
埃般卑微渺小，但卑微有卑微的尊严，渺小有渺小的空间，傻瓜也有思考的权利。
将世俗简化为“俗”，鄙视私人体验、个体经验，我们的文化里到处弥漫着浪漫话语的精神过敏。无论是平庸的时代，还是情绪高峰体验的历史癫狂时期，书写个体经验都有可能冒犯知识的权力，而个体经验又恰恰生长于世界之中、世俗之内。权力话语驳斥世俗叛逆的策略就是，把世俗命名为“俗”，然后由“俗”组成多个形容词，比如说通俗、低俗、媚俗、庸俗、恶俗等，世俗的面目被凌空蹈虚的浪漫话语改写，隐喻成为语言的贴身内衣裤，里里外外贴满了名家名人的标签，甚至连敏感的诗人也被语言的体味所迷惑，世俗的本来面目被这些“高雅浪漫”的标签遮蔽，备受压迫。在我看来，无论怎么时髦的语言决定论，都不可能改写语言的宿命——永远只能是:世俗在前，语言在后；存在在前，阐释在后。语言一旦成为世俗的外衣，就应该承担起让世俗回到世俗本身的责任，这也是文学应该主动承担起来的重大责任之一。
世俗与有着浪漫话语、抒情话语传统的文化，必然存在精神冲突，但，最诚实的世俗书写永远值得尊敬，关怀存在的书写不拒绝阅读也不可能缺乏阅读。这一期《花城》(2005年第5期)的整体气质就流露出一种书写世俗的欲望，这种欲望的味道愤怒地穿过生活的现象，直奔本质而去，作品大气而又真诚，思想敏锐而又理性。《花城》对优秀的文艺作品一向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度，且看重文艺理论、批评实践的作用，这种有前瞻性的先锋气与发现力在国内文学期刊中不算多见。比如说，本期《花城》所登载的——矫健的《换位》(长篇小说)、陈川的《萎缩》(中篇小说)、李师江的《剃头记》(短篇小说)，他们不回避世俗的浮夸快感，并在诚实的信念下，看到了绝望的存在，“哎，人不如机呀，甚至不如鸡呀，即便鸡已经退化了，它也能在绝望的时候作出鸟的飞翔。”(李师江)
《换位》在叙事上非常成功，可惜他在“绝望”上面打了个补丁，缺乏对绝望的透彻感，“绝望”在辛远的新房前止步，天堂与地狱对置、股市与校园对置，这是一种非常可疑的对置，但我还是宁愿相信，这是作者痛苦抉择之后的节制。一部极具伤害力的作品，它一定同时具备拯救与毁灭的双重可能性。《萎缩》描述了一种怀疑与欺骗，经验不可靠、亲情不可靠、岁月不可靠、自己也不可靠。最可怕的萎缩终将来临，那就是“怀疑”本身的萎缩，正如萨特曾经说过的，信仰的败坏导致虚无主义。还有《红豆》(2005年第9期)所登载的——李少君的《华丽之夜的苦闷》(短篇小说)，表现了一种夜里的苦闷:在那么华丽的夜晚，有那么多美好的身体，她们无处可去，“苦闷是普遍的，深深地潜入了我们的生活深处”。
有更多的作品，表现出表述世俗的欲望:表述世俗的温暖、信心、绝望、迷茫、冲动……表述世俗现象背后的每一个阴处与阳处，这是浪漫话语挡不住的欲望潮流。但是，浪漫话语深知世俗表达的危险性所在，绝望的世俗与温情的世俗都对现行的知识体系有冲撞作用。浪漫话语排斥世俗的性，因为性的快乐威胁着秩序的理性与刻板。浪漫话语也杜绝脏话和下半身，并非因为它们精神有洁癖，而是因为害怕下半身的赤裸诱惑有可能引发精神失控。世俗的温情与绝望都被看成精神越轨的潜在征兆，因为这些缓慢而沉沦的节奏有可能扰乱浪漫话语的预定节奏。浪漫话语只负责对高尚、奉献、无私等品质进行不断地催情，只负责为工业社会的车轮添加润滑剂，它从不关照世俗的现象与本质。
因此，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事实:欲望、性爱、自慰、失恋、喜欢、热爱，这些与温情、温暖等词语相濡以沫的世俗动作，这些与大悲大痛血肉相连的动名词，这些与身体最贴近的感觉，竟然成为我们“生活”的禁忌。当然，我们不否认现世的快乐是有危险性的，比如说火烧罗马城的尼禄大帝，他的快感高峰体验对罗马城及其国民来讲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但是过度压抑贬低相濡以沫的温情，必定会无限放大世俗的绝望、放任世俗的幻灭，从而导致世俗本身的生态失衡。
虽然我深知生命灵魂的不完满性、身体能量的生而不平等性，但我也深知生命感觉平等性的至关重要。世俗中的个体不可能都像唐僧那样，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之后，不要肉身，只要成仙。世俗就是我们的肉身，肉身就是我们的世俗，诚实的世俗写作，就是捍卫肉身的姿态之一。
胡传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