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书志
沈展云
自古至今，都有很多理想主义者欲为人类设计出一种最完善、最美好的社会制度，从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安德里亚的“基督城”
、卡贝的“伊加利亚”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世界大同”的梦想一直在延续着，激励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之终身奋斗。然而令人沮丧的是，到了二十世纪，人类仍未找到一种最完美的社会制度。
二十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无数的局部战争、东西方冷战、社会主义阵营内的意识形态斗争、种族战争、屠杀、关押、流放、饥饿，资本的残酷掠夺、天灾与人祸……早已破灭了人类的“世界大同”梦想。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来说，大同的“理想”或“梦想”遥不可及，他们更关注的是在现实生活中能否有一种最低限度也要维护基本人权和安稳生活的社会制度，以保障“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面对满目疮痍的世界，人心惶恐；如何收拾残局，各种主义和救世方略纷纷出笼。这其中不乏比较务实的政治家，不奢谈未来，只关心当前的民心与民生——怎样才能免于恐惧，怎样才能保证有基本安稳的生活与自由。
英国工党“左翼”领袖安奈林·比万(1897－1960)在1952年写了一本书《代替恐惧》(商务印书馆1963年5月出版，李大光译)，从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立场，对战后的英国社会提出了一套系统的设计方案。当时引起了东西方阵营的关注和争议。
二十世纪已为人类社会带来太多的恐惧:战争的恐惧、失业的恐惧、贫困的恐惧、饥饿的恐惧、思想的恐惧……他要以“民主社会主义”来代替这些恐惧，消除这些恐惧。他说“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介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一条中间道路”，“适合现代工业社会需要的唯一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而“我深信只有民主社会主义的种种原则才可以广泛应用于人类现在所处的环境”。他通过对资本主义产业革命以来的历史和现状的分析，从民主制度、议会的作用、政治领袖、经济生产、财富和分配、公平与竞争、社会福利、医疗保健、教育、法律、国际关系等等方面阐述了“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之必要。
比万特别关注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和要求。他注意到，“当穷人没有权力和地位来坚决要求减轻痛苦时，他们的苦难是没有人过问的”。政府过分强大和过分集中的权力，会压制和摧毁个人的创造精神，瓦解个人奋斗的雄心，“个人解放的希望已经在确立了的权力的压迫下破灭了”。社会成了各种势力集团和利益集团的决斗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占有国家的财富和瓜分社会资源。这样势必造成大量的人民群众贫困和失业，生活的困难使社会弥漫着不满情绪，“在异常困难的时期，如广泛而持久的失业时期，就爆发成公开的斗争”，于是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有时，“这种压力使政体崩溃了”。
比万在《代替恐惧》中，对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些“注意事项”——
“在任何社会里，贫困、巨大的财富和民主制度，终究是互不相容的因素。”
“一个自由的民族总是不肯忍受可以避免的贫困。如果要保存自由和扩大自由，就必须结束贫困，此外没有其他解决的办法。”
“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把普通人的福利问题提到政治讨论的日程上来，并且要求予以考虑；法西斯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极权政府又把它从议事日程上勾掉。”
“得不到人民赞同的社会是不能长久存在的。”
“在任何社会里，如果一个病人由于没有钱就得不到治疗，这样的社会就不能正当地自称为文明的社会……令人满意的保健服务的要素就在于使贫富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不因贫穷而丧失资格，也不因富有而享受便利。”
“自由的人们能够运用自由的制度来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只要给他们这样做的机会。”
“不等到社会上种种紧张状态发展到难以容忍的地步，就须把它们消除，自由的政治制度才得安全。”
“自由的制度不仅是最可取的制度，不仅是最适合人类天才发展的制度，而且是现代社会所不可缺少的东西。然而这种制度不仅受到了政治独裁的威胁，同时，私有的和地方的势力对社会经济变革所能施展的阻力，伤害了群众对自由制度产生力量的信心，也能成为同等致命的祸害。”
比万经过分析和比较，认为所有的制度都是坏制度，而民主制度不是最坏的制度。但比万未及实验他的“民主社会主义”，就在1960年去世，他构想的“代替恐惧”的美好生活蓝图，遂成纸上烟云。
图:
《代替恐惧》［英］比万著，李大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5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