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华
(广州，编辑)
《读史阅世六十年》何炳棣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
《中国思想史》葛兆光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
钱穆和杜维明是两代新儒学名家，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热爱和推崇令人感佩。最近读了何炳棣先生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却让我看到了两位名家的治学缺陷。
何炳棣以《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明清社会史论》等中史著作驰名于史学界，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读博士时攻治的却是英国史、西欧史。由西史到中史的转换使何获得了其他“从一而终”的史家不易有的独特视角，从而在中史研究上屡有原创性的贡献。何固然知道治史而不及思想史终究是个缺憾，但早在清华大学时他就有这样的自觉:“我的资质和训练不宜过早从事思想史的研究，必须长期在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文化诸史知识达到合理最低必须的深广度以后，才有能力钻研思想史；否则势必陷于过空、过迂或过浅，只能看到表面，不能窥探思想流派的深层意识。”因此何炳棣在1991年(何生于1917年)才进入思想史领域，而这时他已经是闻名遐迩的历史学家了。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雄厚的资本和切身的体验，何炳棣才能够和敢于指出前辈学者钱穆(生于1895年)的缺陷:“生平大都致力于学术史，对卜辞、两周金文及源源不断的考古发现等最原始的史料皆不免褊狭之见”。博学深思如钱穆者尚且如此，一般自认为思想史家的后辈学人就是自郐以下了。对于杜维明(生于1940年)，何炳棣已是“忍无可忍”，事实上他之所以在年逾七旬之时毅然转治中国思想史，就是“不得不严肃批判当代海外风头最健，对儒学极端‘美化’，甚至‘宗教化’的杜维明教授”。
杜维明认为，学术探讨应该忽视甚至完全抛弃“政治化”的儒学而取“净化”的儒学，必须以同情的态度首先承认儒家“原来理想所具备的正面价值”。何炳棣直指这种主张在古今中外学术和哲学史上都“极为罕见”，因为任何卓然成家的学说都应该经得起严肃的批判，而仍能够维护其基本学说的优点。杜维明曾坦言，他主要的用心就是探测古书原文的“柔韧性”可能被弯曲的极限，也就是不断地以自己的新义去诠释古书，直到古书已达无可容忍的程度为止。何炳棣质问道:连古书都被曲解到无可容忍程度的治学方法，有哪个笃求真实的学人能够容忍？
钱穆致力于梳理和发掘思想史的内在理路，而对思想史所存身的“大历史”不甚关心；杜维明则将思想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抽离出来任意解释，使历史成为宗教的奴仆，这都不是治史的应有之法。
实际上，思想史的资料当然不能局限于子部典籍。葛兆光在其《中国思想史·思想史的写法》中指出，在思想史上，除了精英与经典的思想世界(思想家的思想史)之外，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由那些往往被忽视的碑刻、书画、信札、日记、公文、书籍(比如小类书、私塾教材、考卷等)等构成的。作为完整意义上的思想史，理当包括所谓“无思想”的时代(比如唐代)。思想史不仅要写那些充满“变异”的时代，而且要写那些平缓地“绵延”的时代。因为思想的历史常常在保持存在和改变存在之间来回摇摆，每个思想时代都被这两种倾向所笼罩，时而寻求保守既定的文化秩序，思想史表现出平庸似的稳定，时而努力寻求创造新的文化形式，思想史又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跳荡，在“变异”与“绵延”、“凸显”与“蛰伏”之间，思想始终书写着自己的历史。这种思想史的“潜行”之所以被忽视，那是因为思想史家们的预设观念(比如“道统”)使然。与此相比，钱穆和杜维明们的思想史观念不就更显褊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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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史》
葛兆光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