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故事
傅国涌专栏
1932年3月28日，南京，有过一次关于时局的对话。对话的一方是炙手可热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另一方是时为“国难会议”代表之一的一介书生王造时。
汪精卫说:“国难会议是政府召集的，我们是主人，诸位是客人。诸位如果不满意政府的办法，去革命好了！我们流血革命，打出来的政权，岂能随便说开放就开放！”
王造时答:“革命不是哪个人哪个党派的专利品，如果逼得人民无路可走，自然有人会去革命。不过国难这么严重，我们是不愿同室操戈来闹革命的。汪先生身为行政院院长，负最高政治责任，当此民族生死关头，应团结全国，共赴国难才对，反叫人家去革命，我期期以为不可。不负政治责任的人，说说还无所谓，汪院长万万说不得。我们固然是由政府聘请的，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但是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国家，大家都有份，不能拿私人请客来比喻我们是客人，我们同样是主人。政府既然聘请我们，我们有意见便要提出。中山先生的遗教‘天下为公’，汪先生的话，未免变为‘天下为私’了！”
在民国史上，汪精卫先是“慷慨成一死”的少年英雄，英姿勃发，文采风流；后是遗臭万年的汉奸；而有了这番对话——1932年的他无疑是一个十足的政治流氓，视天下为私有，何等嚣张、自私、不可一世！年仅而立的王造时后来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早年就是清华的学生领袖，参加过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面对居高临下的汪精卫，他不卑不亢，针锋相对，几句大白话就将这位堂堂政府首脑驳得哑口无言。
面对王造时这样一位留美的政治学博士，蒋介石曾使出他惯用的拿手好戏，极力拉拢，以为己用。先是通过王的江西同乡李烈钧及左舜生出面游说，王深知“无非是以高官厚禄为饵，要我为他所用”，因此婉言谢绝，既不上庐山，也不去南京。蒋不甘心，1932年秋天又派刘健群到上海，软硬兼施企图逼王造时就范。于是就有了新亚旅馆的一番对话——
刘威胁说:“蚊子嗡嗡叫有什么用呢？只要举手一拍就完蛋了。”
王回敬:“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是每个公民的权利。”
傅国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