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德国作家利希滕贝格在《格言集》中写过这么一条语气略带夸张的格言：“天啊，可别让我写评论书的书！”如果他有幸活到今天，到书店里逛逛，看到一架又一架关于书的书，甚至是关于书的书的书，他肯定要忙不迭地向我们告辞了：“呵呵，我还是回去的好。”可是我们是没有地方可回的，既然我们生在这个所谓的批评的年代，那我们也只好去正视它，无论你怀着欣喜或者悲观的情绪。
这是个批评的年代
“这是一个批评的年代。”这句话肯定是某位批评家最先说的，其中蕴涵的某种志得意满的意味不难让人感受到。这句话无疑是事实，如今各大学各研究机构之多批评家之众以及批评著作之泛滥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同时它似乎也意味着在漫长的批评家和作家的斗争中，批评家总算第一次扭转了颓势，他们当然有理由为此而欢欣鼓舞。
对于作家们的攻击，批评家中最有才华的人从来就没有放弃争取自己独立的有尊严的地位，他们极力想要驳斥下面这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即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是文学的寄生虫，批评家是没有成功的艺术家。以乔治·布莱为代表的日内瓦学派就认为，批评作为一种“次生文学”是“原生文学”平等的，也是一种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的方式。因此，批评是关于文学的文学，是关于意识的意识，批评家借助别人写的诗、小说或剧本来探索和表达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感受和认识。稍后，加拿大的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则直截了当地提出“文学批评是本身就有存在价值的思想和知识结构”的假定。这些观点带有明显地为自身辩护的色彩，但是也道出了另一个事实：我们看一些大批评家———例如贺拉斯、莱辛、赫兹利特、本雅明———的著作，往往同样获得很大的享受和启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所评论的作品和他们的评论一起在读者的脑海中形成了作品最终的完美形象。
谁是谁的“寄生虫”？
批评作为正确判断的标准，它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它的作用既不像弗莱们所夸耀的那么大，也不像作家们草率地攻击时宣称地那么一无是处。在我看来，批评至少有两个朴素的作用：一是参与作家的创作，我们暂且不说那些从来不涉足批评的作家也至少带有隐蔽的批评器官，对于一些大作家来说，那些外在的批评家的作用同样是不可低估的，比如爱默生之于惠特曼，别林斯基之于陀斯妥耶夫斯基。如果惠特曼不是在关键的年龄看过爱默生呼吁美国文学自治的著作，很难想像他能写出《草叶集》，而别林斯基对于陀斯妥耶夫斯基处女作《穷人》的激赏对于陀氏的写作生涯亦有深远影响。二是批评可以为混乱的文坛提供秩序感，人类已经生产出的和正在生产的书籍可谓浩如烟海，作为个体的人的精力无疑是有限的，而批评家可以为读者们的阅读提供有益的建议，所谓经典著作则是这种建议的最直观的体现。
批评家如夜晚的狼群
尽管批评确有这样那样的作用，可是如今“这个批评的年代”在作家们看来一定不像批评家那么乐观。无论如何，批评是“次生文学”，就算它和“原生文学”在价值上是平等的，但并不能抹杀它是依附于文学的事实。如果我们举目看到的都是面容庄重侃侃而谈的批评家，那该是怎样的一个滑稽而恐怖的场面。这些批评家们口吐诸如“责任”、“勇气”、“良心”等重量级词语轻松犹如探囊取物，难免给人夸夸其谈之感，难怪作家们要对此不满。而狡猾的批评家们早就在大打词语的坏主意了，可是世界果真如他们所愿退化到词的纯净而空洞的世界里，那对于人来说多半也不是什么好事吧。
美国批评家哈洛德·布鲁姆的名著《西方正典》最近刚出了中文版，在他所论述的26位经典作家中只有一位批评家———约翰逊，我以为这还算是一个恰当的比例———25：1.批评家无疑在“食物琏”中处在较作家更高的位置，他们要以作家为食，那么较多的作家和较少的批评家的构成自然是合理的。可是如今批评的泛滥颠倒了这种关系，许多时候批评家就像夜晚的狼群，站在山冈上（制高点）眼放绿光，虎视着已经被它们践踏过几回的平原（作家）。饥饿促使它们逮到什么就吃什么，最终导致许多文学批评家顺理成章地变身为文化批评家。
凌越（广州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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