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
萧红之墓位于香港九龙浅水湾，新中国成立后迁移至广州城郊公墓。这个才女的短暂一生中，不仅凝聚了中国文坛的许多往事，还留下一些文史学家待解之谜。因而去年6月笔者应邀去哈尔滨工大讲学之际，忙里偷闲，特意走访了呼兰县的萧红故居。
萧红故居庭院深深，站在她居室后花园的瞬间，一个长久盘踞在我心中的问题，见景生情地突然迸发出来：如果萧红不是英年早逝，活到现在该是什么样儿？她出生于1911年，到2004年该是93岁高龄了；从形象上推断，她一定是个白发苍苍、脸庞清癯的老人；以她少女时流露出的才气而论，她不会是只留下几本著作的作家，一定是一个著作等身，可以与文学大师们媲美的百花园中的玫瑰。可是她只活到1942年，在31岁时便因肺病在香港九龙香消玉殒，与世永别了。
我是青年时代开始接触萧红作品的。当时，我只是从文字中认知，萧红曾是那一代文学天空中的一弯镰月。大自然的天宇与文学的天空一样，有圆月和镰月之分；那些月圆如盘的作品，固然留给人间明丽的色泽；但一勾如镰弯月的文字，却有着诱人思念和遐想的空间。从文学的内涵来说，圆月留给人的印象，是短促而透明的；而夜空中一镰弯月，却能让人思念于永恒。萧红属于后者。
萧红故居中耸立于庭院花坛中的萧红汉白玉石雕像。她身着古式旗袍，颈上围着一条围巾，手中拿着一本书，神态安闲地坐在一块长石之上。面对这尊石雕，与我同来的中央电视台的友人，竟然失态地惊叹了一声：“啊！真美———”“文如其人，她的文字同样动人！”我说。
端坐在花坛中的萧红，目光安详地远望着，似乎穿越小镇上色彩斑驳的老屋，遥望着从村边流淌而过的呼兰河。少女时代的萧红，是非常喜欢呼兰河的，不仅萧红故居讲解人员如是说，有关她的传记也是这么写的：家中最爱她的人是祖父，他常常带着萧红到河边嬉戏放舟。因而，当她拿起笔来抒发她情怀的时候，字里行间就会流露出对呼兰河的深深依恋。小说《生死场》里，有它的身影，在她散文体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里，更表现出她对故乡这条大河的一往情深。昔读萧红传记，传记中写到《呼兰河传》的收尾部分，是在动乱的香港九龙完成的。而当时她的肺病已然发作，萧红是在病痛的煎熬中，完成最后一页手稿的。没有对故乡呼兰河的梦里相思，何以会让病魔缠身的弱女子萧红产生那么大的冲刺力量？之后，她又强忍哮喘带来的呼吸困难，写出了小说《小城三月》，其中的故事人物，都与生她养她的这片北国小镇，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因而可以视为她告别人世前，遥望北国家园最后一瞥深情的目光，寄往故乡的最后一封情简。
萧红的宅院落成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算是呼兰河畔的豪门之一了。随着历史风云的变迁，直到1984年，当地政府为了追念这位才女，建立了萧红故居。由于年代过于久远，被拆除的大门门楼以及昔日套院内许多的陈设，虽已无法完整地复原如初，但我漫步在由光滑石块铺成的甬道上时，心里仍然感悟到这座古宅往昔的迷人风采：古磨房里的碾子和磨盘，土炕上的木制的炕桌，她用过的文房四宝，甚至连同她少女时期用以对镜梳妆时的木梳和镜子，都被家乡人千方百计搜寻了回来，摆放于她昔日的卧室之中。萧红家境虽然属于当地的富裕大户，但她的童年生活并不都是欢快的———特别是她10岁丧母之后，由于继母对她缺少应有的关爱，少女时的她常常陷入孤独之中。家中唯一疼爱他的人，是她的祖父，但祖父身兼县里教育局长的官职，花在她身上的时间是有限的。因而萧红是在冷暖两股气流中长大成人的。之所以后来在萧红身上，既有温柔腼腆又具有不屈的叛逆精神，童年的冷暖遭遇，是她性格的具体成因。如果没有后者，萧红生活的道路是难以猜测的———正因为她叛逃家庭包办的封建婚姻，只身到了哈尔滨后，才与萧军有了相识的机缘。1932年，她写信向当时哈尔滨的《国际协报》的文艺副刊求救，该报副刊委托萧军前去探视她，于是萧红与萧军的生命情话，从一个名叫兴顺旅馆的房间里开始了。
萧军是从她的命运的自白诗中，认知萧红的痛苦与潜在文学天赋的。从此，二萧开始了文学与婚姻的悲欢离合。也算是一种历史的缘分吧，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初，与萧红前前后后有着姻缘和友谊关系的萧军、端木蕻良以及萧红在香港病危弥留时期，在她身边照顾她44天的骆宾基，与我同在北京作协为专业作家。他们是前辈长者，我是后来人，虽不方便直接询及萧红与他们之间的往事，但在几年的接触中，对萧红的过去还是窥知其一二。其中，与萧红渊缘最深的萧军，因为受到过历史的冲击，与我的命运有着十分近似之处，因而与我无话不谈———特别是我与萧军一度时间内同住在一个小区为邻，来往便多了起来。记得有一次他来我家吃我母亲做的红烧肉，在餐桌之上谈起往事时，话锋不知怎么转到了萧红身上。我借着酒兴询问萧老说：“在我心中，您和萧红是阳刚和阴柔完美的结合，为什么后来出现了在西安分手的结局？”
萧军反问我说：“你们后来人是怎么看的？”
我犹豫了起来。因为当代文学史料中，对此说法不一。“你要讲实话。”他说，“我一向直来直去。”
我说：“是不是因为您‘太男人’了，让她感到……”
“这是我的个性，不能说没有这方面的因素。你们后来人，难以了解她的心，她的心太高了，像是风筝在天上飞。用文学的行话说，空灵是高层次的艺术境界，那是无可厚非的，可生活是具体的，加上当时正处于战争年代，比如我总想扛枪去打游击，她则要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怎么对你说呢，人都是性格悲剧，当两个人感到彼此难以适应的时候，就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萧军似乎不愿再多说下去，我也只好到此刹车———因为这些往事里，深藏着他的欢乐与忧伤。
这个记忆对我说来十分深邃。后来在骆宾基老人那里，也听到了近似于萧军的回答。其间，我没有询问过端木蕻良老人何以在萧红最困难的时候，在香港离她而去？之所以如此，我猜测他内心里一定揣有世人难以详知的隐情———作家都是富有良知的人，他何以会对苦命的萧红如此绝情呢？！瞧，当年东北作家群中的三个作家，都阴差阳错地与才女萧红的感情世界，先后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国文学史上，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了……
据文史资料记载，鲁迅先生生前是十分珍爱萧红的文学才情的，在她的小说《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出版时，特别为她写下了序言。但是萧红“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在大好年华的31岁，就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因而，当萧红故居的管理人员，让我签名题词时，我写下了如下的心声：红颜薄命，空负了满腹才情！
至此，我的心似已坠入高山的谷底。心情变得沉郁之后，呼兰河似乎也改变了色泽———来萧红故居途经呼兰河畔时，那喧闹的波浪在唱歌；当我在黄昏斜阳中告别呼兰河时，我听到它的每一束浪花，都像是无言的低泣……2005年10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