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民：《随想录》改变了我一生（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昨天晚上记者联系到周立民的时候，他已经赶到了华东医院见巴老最后一眼。出于尊重巴老，他没有接电话，但当记者发短信给他时，他耐心地一一回复了记者。据他回忆，他最初接触到巴金的书是《巴金六十年文选》，它选录了《随想录》的大部分篇章。那时候周
立民刚上初中，每天中午放学，为了读上几页《随想录》中的文字，恨不得立即跑回家。
由于喜欢这些讲真话的书，周立民从千方百计搜求、阅读巴金的所有作品，到阅读他的传记，到考上中文系研究生研究他，再到成为晚年文集《再思录》及其增补本的编选者、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一步步走来，终于离他越来越近。
据他介绍，巴老写《随想录》的时候身体状况还不错，因此《随想录》的写作是在一种开放的心态下完成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有所指的，作者始终处于与社会信息的及时交流和反应之中。《随想录》的第一篇是《谈〈望乡〉》，当时这部日本电影在中国上映以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巴金就出来发表意见，通过为《望乡》辩护，对于人道主义的情怀进行了再度的重申，而对于文革的反思则成为《随想录》中最闪亮的一部分。
徐开垒：《随想录》解冻了文学冰河（《巴金传》作者、高级编辑）
昨天20点，记者拨通了徐开垒上海家中的电话，电话中，84岁的徐老先生悲痛异常：“我从50年代开始就认识巴老了，他对我们这代人影响很大，而他的去世对我们这代人的打击也特别大。不说别人，我就是读着他的作品走上革命道路的。”
徐开垒在中学时代就拜读了巴金先生的《灭亡》和《家》。50年代起，徐先生写过多篇“巴金访问记”以及与巴金先生有关的传记和评论文章。1977年5月，他又编发了巴金先生为文坛解冻起划时代作用的文章《一封信》。他向记者回忆起当年巴金发表“随想录”的时候：“‘文革’结束以后，巴金坚持‘把文学创作作为我自己主要的工作，由此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在这个基础上，他怀着真诚写出了《一封信》，写出了《随想录》，这些文章对在“左”的思想路线指引下长期形成的文学冰河，起了解冻作用。
在他看来，巴金通过《随想录》留下了一个作家对于生命的关切，对于社会的重新思考———他不惜解剖自己来唤起民众，在当代中国树立起一个面对苦难、抵抗遗忘的榜样。
说真话，用血泪解剖自己
说真话其实不容易。
有多少人想安享晚年，太太平平过完这一辈子。可巴金偏不，古稀之年的他目睹文革之后假大空盛行的社会不良风气，终于忍不住，清清喉咙宣布有话要说。
那是他用血和泪无情解剖自己的“忏悔录”，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书”。当时，巴金已然74岁高龄，在潜心翻译赫尔岑的著作《往事与随想》的同时，又开始在香港《大公报》等报纸副刊上撰写专栏文章。从无标题到有标题，从无计划到有计划，巴金接触各种题目，议论各样事情，一写就是8年。
1980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集《随想录》，到1986年12月出齐；1987年9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合订本。从此，惊天动地。
有人善意劝他尽早搁笔安心养病，有人恶意冷嘲热讽，但他不为所动，每天给自己规定一个写作计划，有时甚至每天写不到两百字。在这个解剖自己、挖自己伤疤和怀念故人的过程中，他很痛，但仍在坚持，因为：“我做了我可以做的事。我做了我应当做的事。”
那是他用最内心的声音呼唤出的呐喊，尽管“说真话”这个道理似乎浅显得人所尽知。
“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正因为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人，谎话才有畅销的市场，说谎话的人才能步步高升……”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每次运动过后我就发现人的心更往内缩，我越来越触不到别人的心，越来越听不到真话。我自己也把心藏得很深，仿佛人已经走到深渊边缘，脚已经踏在薄冰上面，战战兢兢，只想怎样保全自己。”
这根本就是一个平凡人将之深埋在心中不愿启齿的真心话。
文革后那么多人选择了习惯性缄默，却偏偏只有他有勇气说出了口。他就像《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孩子，一语道破别人不敢说的简单事实。
当年“说真话”的口号一经提出，当即为无数青年人所响应；而在这个时代，依然有着那么多人畏缩着不敢说真话。“说真话”的精神永不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