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我的生命很快为尘土，我那颗火热的心仍然在朋友们中间燃烧。我们的友谊绝不会有结束的时候。”正如巴金自己说的那样，在朋友眼中，他确实是一团永不熄灭的热情之火。
吴青：妈妈和巴老情同姐弟（冰心女儿）
因为相差4岁，从30年代相识之后，冰心和巴金一直以姐弟相称。吴青说：“妈妈常对我提起巴金舅舅和萧珊阿姨的感情。1972年，萧珊阿姨逝世，巴金舅舅写下了《怀念萧珊》和《再忆萧珊》，这两篇文章妈妈看一次哭一次。妈妈不止一次地说过‘我爱他（编者注：指巴金）就像爱我自己的亲弟弟们一样。’妈妈叫巴金舅舅‘巴金老弟’，妈妈称朋友为弟弟，这在我们家是很少见的。”
“1999年2月28日，冰心去世。这时，巴金舅舅正在和病魔做斗争，生命危在旦夕。没有人敢把妈妈去世的消息告诉他。在抢救室度过几十个不眠之夜以后，巴金舅舅终于从死亡线上挣扎了过来，他费力地对李小林说‘我要打电话给冰心，告诉她我没事！’小林哄他说‘医院不能打手机，晚上回家打’。这以后，大家再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我们都不说，但我想，巴金舅舅心里是明白的。”吴青说。
彭新琪：他的“朋友”无处不在（原《收获》、《上海文学》编辑、编审
早年巴金在担任《收获》主编期间一般不坐班，编辑部里有重要的稿件和信件需要他过目的时候，一般都是彭新琪给巴老送去。“他对年轻人很友善也很亲切，每次我去他家里，他都叫女儿叫我‘姐姐’。”
除了对年轻人友善，巴老即使是对陌生人也非常热情。“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到巴老家送稿子，正好是冬天，家里来了个送煤的工人，也是一直慕巴老的名，就问他的妹妹能不能见见巴老。他妹妹怕影响巴老休息，就跟工人说巴老在见客不方便，这番话让巴老听见了，赶忙让妹妹把工人请进了屋，很亲切地同他交谈起来，还把不方便见客的原因也说了‘我身体有病，不能多行动’。那人听了就很恭恭敬敬给他鞠了一个躬说‘我们很敬爱你’，巴老忙说‘谢谢你们’。工人走了，他跟妹妹说，‘他们就是想看看我。’没事的，不能不让人家进来。”
他是朋友心中永远的知己
萧乾不能忘记1957年那个心酸又温暖的日子，身为“右派”的他，这天被通知去怀仁堂开会，他知趣地缩在一个角落。巴金走过来在他身边坐下，他连连说道：“这不是你坐的地方。”巴金就像没听见，亲切地问这问那，并嘱他“要虚心，要谨慎”。
难怪萧乾夫人文洁若要说，假若巴金不认识萧乾，巴金还是巴金，但假若萧乾不认识巴金，就不一样了。1997年，“第四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苏州召开，萧乾在病房里用铅笔为研讨会写去贺词。贺词是这么写的：“我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一，是在30年代初在北平海甸结识了巴金，70年来一直保持友谊。如果不是这样，我一生会走更多的弯路。沈从文教我怎样写文章，巴金教我如何做人。可惜我不是个及格的学生，一想到他，我就惭愧，感激。”
曹禺性格比较软弱，有时在权力面前不敢有所坚持，世人对他多有误解，但巴金理解老友，在《随想录》里，他公开规劝曹禺，希望他像托尔斯泰那样，在最后的日子里仍然唱出美好的天鹅之歌。后巴金先生读了《收获》杂志上曹禺女儿万方写的悼念父亲的长文，文章里披露了曹禺生前未发表的诗和书信，透露出曹禺晚年清醒的自我反省和未泯的艺术良知，巴金先生非常感动，还希望有人能帮助曹禺先生的遗孀李玉茹女士，将曹禺生前未发表的文稿整理出版，这样可以给世人留下曹禺先生在生命最后期间的真实形象。
难怪曹禺夫人李玉茹曾经这样评价两人的友谊：他们俩相差六岁吧，（当时）都是很年轻的人，我要推你，我觉得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你觉得呢？谁都想个人要出人头地，那个时候都是这样子，但是他要无私地把别人推出去，这种友谊我觉得太难能可贵了，是佳话。曹禺这种朋友很少，能跟他说，指出他的毛病，指出他好热闹，不要让他再写应酬文章，多留点东西，这种朋友太少太少，只有巴金。
冰心的友情则是巴金最大的安慰，尤其在晚年。巴金曾给冰心写信说：“……你的友情倒是更好的药物，想到它，我就有巨大的勇气。”冰心回信说：“你有着我的全部友情。”巴金在信中多次表达对冰心的感情。他说：“她的存在就是一种力量。”“我仍然把您看似一盏不灭的灯亮着，我走夜路也不会感到孤独。”“我永远，敬爱您，记着您，想念您。”“我有你这样的一位大姐，是我的幸运”。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巴老的友情温暖了他和朋友们的人生，也温暖了我们的人生，斯人虽逝，此情长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