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身后，我们不能再是孩子

　　    文/本报记者郑逸文

　　    远在香港讲学的王安忆没有在第一时间知道巴老去世的消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她的情绪显然还没有缓过来。她对记者说，她清晰地记得，当年她去安徽插队落户的时候，是萧珊特意给她织了一件毛背心。

　　    王安忆说，似乎我们送走了一个又一个前辈，巴老是坚持到底的。现在他也走了，几乎是像一个“五四”时期压阵的，度过了很艰难的日子，终于迎来了喜悦的日子。有时候我们会去看巴老，他什么都不说，但他脑子里

一定存在许多记忆。这记忆因为有他的存在，一定是生动，现在因他不在了，陡然就远了，这些人陡然跳回文学史中去了。他们本来可以活在巴老的记忆里，和我们在一起的。

　　    现在的心情有一点寂寥。好像有他们前辈在的时候，我们永远是孩子，可以任性，可以不讲理，可以不负责任。但现在前辈走了，只剩下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迅速成熟起来。其实我们的年龄已经很大，这个年龄讲“成熟”两个字已经很可笑了，但因为前辈的荫庇，我们好像有权利不长大一样。现在我们就一下子被推到前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