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新民晚报》复刊后不久，我分工采访文学出版新闻，有机会接触各类作家，尤其是认识了从小景仰的巴老。这年秋天，巴金因在书房里搬书，不慎摔成骨折，于是我赶到了巴老治病的华东医院。从此我和我的同事们，不断地向读者传递着巴老的消息。同时，我也渐渐知道并体会着，巴金与赵超构的深厚友谊，巴老对我们这张“飞入寻常百姓家”报纸的喜爱和支持。
一同倡导说真话
1992年2月12日，老社长不幸逝世。21日下午我去巴金家。巴老正在病中。我一进门，巴老女儿李小林就说：“赵超构先生逝世，爸爸这几天一直很难过。”
1980年9月到1986年7月，巴金写下了一系列倡导“说真话”的文章。巴老特别强调，提倡“说真话”的，不是他一个人，赵超构也是。
在1980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巴金和赵超构再次相逢。赵超构告诉巴金，《新民晚报》即将复刊，并约巴金在晚报复刊后写文章。赵超构说：“我不出题目，你只要说真话就行。”
“不出题目”的约稿，是赵超构和老新民报的传统约稿方式。没想到一句“只要说真话就行”，竟让巴金夜不能寐。人代会结束后第十天，巴老写下了他的说真话宣言书《说真话》，又写了《再论说真话》《写真话》，立即引起强烈反响。
1989年11月25日，巴金85岁华诞。我随《新民晚报》两任总编辑束纫秋、丁法章先生去巴老家祝寿，代表老社长赵超构和《新民晚报》全体职工向巴老赠送了由85朵鲜花组成的花篮。
最难忘怀两件事
巴老对赵超构，对《新民晚报》，印象颇深的是两件事。
1957年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是在六七月间召开的。当时，反右斗争已经开始。赵超构因为在《新民晚报》上写了许多鼓吹鸣放的文章，在会议期间获知，已被上海内定为“右派”。那次会议，上海代表都住在前门饭店，巴金的房间就在赵超构的斜对面。时隔30年，巴老仍记得，“那几天他脸上不见笑容”。“但是过两天我就听到了他的笑声。”6月24日，毛泽东主席把赵超构叫到中南海吃饭，谈到了《新民晚报》在鸣放中的错误和检讨的事。《新民晚报》因此过了关，赵超构没有打成右派。巴老才放心了。
还有一件事。大约是在1975年，有一次巴金去开会，赵超构在会场看到了他，要他散会后一道出去走走。会后，到“红房子”吃了一顿饭。要知道，那个时候，巴金头上还戴着无形帽子！巴老感慨：“在这种时候主动地请我在饭馆里吃饭，需要大的勇气。在他身上我找到了旧日的友情。”本报记者林伟平
1995年巴金在病房看《新民晚报》 陆正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