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视那些放弃话剧的演员”
孟京辉的话剧多，电影少，他说他的一个理想是，像瑞典皇家话剧院的艺术总监、电影大师英格玛·博格曼那样，在夏天，白天长，于是就拍电影，在冬天，昼短夜长，于是就创作话剧。
谈起戏剧与电影的不同，孟京辉嘴角有了微笑：“做电影每天要决定很多事，因为一拍完之后，错了就不能改，所以电影特别地遗憾。而话剧可以一直不决定，轻松自由，挺过瘾的，能不断完善它直至完美，你可以一直等到观众入场前再决定。我觉得电影的冒险性与话剧的可修改性都同样迷人。但没有好的制作条件，我是从来不拍电视剧的，因为电视剧比较快餐化，必须要老少皆宜，而我坚决拒绝把艺术平庸化。如果没有审美追求，就是一个秀，我觉得毫无意义，和到泰国去看表演没什么区别。”
对于一些放弃了市场不景气的话剧而走上了拍影视剧之路的演员，孟京辉不屑地说：“我与这样的演员合作过，我为他们的行为感到羞耻，他们的缺点是不够勇敢，优点是善于把握时机，因此就成名了。其实拍话剧不等于饿肚子，同样能给孩子买奶粉，只不过没有别墅，开不起宝马、奔驰。我和我周围坚持做话剧的朋友，对物质没有那么特别的追求。”孟京辉随后还非常狠地说：“把艺术庸俗化，是这个时代的弱点与弊端，而越庸俗，反过来会吞噬你。不用举例了，为迎合大众而制作的小品性的演出，最后都没有好下场，既失去了你自己，又失去了观众，这是对自己从事的艺术的背叛。”
刘烨、袁泉正在为今晚的表演做充足的准备，孟京辉谈起自己任用这两位演员的原因时说：“刘烨的表情很忧郁，但他的嘴角又常常在嘲弄这种忧郁，他是一张脸上会同时出现两种表情的演员，这让他更适合《琥珀》中具有复杂个性的角色。袁泉也是这样，她有一双水汪汪的纯净的眼睛，但同时又有一种苍白的表情。”廖一梅补充说：“导演在确定下刘烨、袁泉为主演后，我把造型师为他俩拍的剧照作为电脑桌面，每天看着他俩的脸写作，因此剧中很多台词、场面可以说是根据他俩的气质量身制作的。那段时间，我一闭上眼睛，眼前就会浮现出刘烨、袁泉的脸，他们不只是两张好看的脸，在他们眼睛背后，都是有东西的，那就是一种悲剧性的戏剧感。”“我俩与娱乐无关”
孟京辉、廖一梅从不同时接受记者采访，在重庆接受专访时，两人也分别在两个不同的房间里进行。一问到两人生活上的事，他们会本能地反感与回避。因此很多资深记者说：“不知道孟京辉老婆就是廖一梅，不值得奇怪。
对于这次“破例”双双出面接受采访，廖一梅“狡猾”地表示：“其实制片人戈大立也在旁边，因此我们并没有破例。我们知道娱乐新闻是很残酷的，我们尽量回避任何触及到我俩生活的话题。因为我们的作品已经把我们生活中最精华的东西呈现给观众了，还何必在意我们怎么过日子？”孟京辉回答：“跟别人比起来，我俩太不娱乐了，如果没有作品，我也是从不接受任何采访的。”
对于两人的日常生活，他俩只拣与创作相关的部分回答。在创作《琥珀》剧本的过程中，廖一梅生了个孩子，新生命带来的光明，导致她把《琥珀》的结局进行了修改：原作中，高辕因吸毒而被捕，小优到监狱里去探望他，隔着冰冷的铁窗，两人用无言的相望结束了全剧。而巡演中的《琥珀》，有一个光明的尾巴：小优的爱情最终战胜了自负风流的高辕，“纯净如一枚琥珀”的爱人在小优身边获得了一次安详的沉睡。
廖一梅说：“女人嘛，两件事，事业和爱情。我会尽量保持两者的平衡，而且告诫自己要有能力去保持这种平衡。”如果创作上有分歧，如何解决？孟京辉立刻回答：“当然该听导演的啊！”廖一梅闻言大笑了起来：“其实我们相互之间是很尊重的，谁如果坚持，就听谁的。因为谁选择了坚持，就肯定有他的道理。”对于两人是否有第三次合作，孟京辉先是赞赏妻子：“她和李少红合作的剧本《生死劫》，刚刚在美国获得了翠贝卡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但廖一梅并不买账：“还是让他去跟其他编剧合作吧，折磨其他编剧吧！我们必须要感到有合作时才会找他，平时我宁愿跟电影导演合作，交了剧本就没事了。”孟京辉一点不生气：“编剧在戏剧中，叫戏剧作家，在电影中，往往被称为脚本作者。就戏剧传统而言，编剧比导演还要重要，在60年前，戏剧颁奖时，编剧总是坐第一排第一个位置的。”
对于导演孟京辉的作品为何会形成品牌效应，孟京辉认为：“坦白地说，我每部作品都没有迎合过观众，都是走极端，但票房都不错，我没有一部戏是赔钱的。所以只要你有信心，坚持自己就会被关注，别人就会有不同的评价，产生奇异的结果。我的戏，为什么有人愿意看？就是因为我坚持原创，每个戏都与现代生活结合得很紧密，观众能感受到，看到的就是自己的生活。”廖一梅补充道：“我们反映生活，但不是复制生活，我们要把它提纯，而不是繁琐地表现家长里短的事。新加坡艺术节把《琥珀》作为开幕演出，是第一给华语戏剧这样的待遇，他们的主办方认为：从《琥珀》中看到了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
对于今晚《琥珀》就将在锦城艺术宫上演，孟京辉认为：“我从没调查过成都的话剧市场如何，但从我的作品从没在成都演出过可以得出一些结论。我认为话剧市场是需要培养的，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经济、文化的相互影响，就能培养出一批追求更多高层次文化精神消费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看我戏剧的主体人群，我把他们称为‘知识分子的道德风景’，因为他们追求的的确不仅仅是物质。成都是一个包容性很强、很独特的城市，连空气中都有文化的味道，因此我相信这种培养具备了很多先天条件。”本报记者周帅伍翩翩 实习记者 陈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