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老黄牛”三个字，总能引起我一段难忘的回忆。
小时候我生活在农家，我们家曾经喂养一头老黄牛，从我记事的时候就有它了。每天很早便下地耕田犁地或随主人收割庄稼，晚上太阳落山之后才回到牛圈中来，经常累得浑身是汗，可从未听过它叫唤一声或与人违拗一下。
它长着一身金黄色的皮毛，用手摸着像缎子一样柔软，暖茸茸的。我小时很调皮，在它偶尔闲着的时候，总爱骑在它的背上，双手抱着它的角，赶着它到田野里玩耍。它对我非常友好，服服帖帖，顺顺从从，从不向我动怒或者发脾气。我也把它当作好朋友。我每天放学之后，便到野外薅青草喂它，常常背着家人把好的饲料偷偷地喂给它吃，为此曾挨过一家之主的伯父多次呵斥。但我总是不改，回头照例去做。不过，却得到那位老长工叔叔的夸奖，他说我心眼儿好，这牛是通人性的，你对它好，所以它也听你的话。
这头老黄牛在我们家服务好多年，我上中学离家的时候，还专门到牛圈里拍拍它的脑袋，以表示向它告别：它伸出舌头舔我的手，算是回答我。可是过了两年之后，当我放假回家时，它却不见了。母亲告诉我说，老黄牛太老了，干不动活了，又不忍杀死它，只好把它廉价卖掉了。其后来的命运可想而知。为此，我心里着实难过一阵子，觉得对它太不公平了。
从学校毕业后参加工作，那已经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了。在我的同事之中，有一位老同志。他个子不高，其貌不扬，不善于辞令，平时木讷寡言，与领导和同事都往来不多。可是对自己分内的工作，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工作任务完成得又多又好。不仅如此，每天上班，数他来得早。来到之后，便为大伙打开水，擦拭桌椅，打扫卫生。等我们上班时，办公室早被他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晚上下班时，他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倒纸篓，关窗户，闭灯锁门，全是他来管。我们都感到有些过意不去，他总是说，我家里事少，多干点，没啥。因此，大家都说他是老黄牛式的干部，具有老黄牛精神，此时，我心里总是不禁想起小时候我们家那头老黄牛来。同事们对他的印象都很好，年终评选先进工作者，都一致投他的票。领导号召年轻人向他学习，我们也打心眼里认同，觉得完全应该。
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造反派批完了“走资派”，又批“反动权威”，之后，又横扫“牛鬼蛇神”；谁知到了最后，斗争的矛头又对准这位“老黄牛”了。其罪名是他“只管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他虽然在埋头苦干实际上是“为走资派卖命”。还说，这种人更具有迷惑性，比走资派危害更大。于是，批判之后，便让他写检讨。可是，他的检讨怎么写也不能通过，总认为不深刻，说他“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也是这位老先生心眼太窄，一时没有想开，竟在一天深夜跳楼自杀了。从此以后，再也听不到有人提倡甚么“老黄牛”精神了。现在，人们一说起来某某人能干，有本事，吃得开，受领导重视，指的便是那些能说会道、敢冲敢闯、能挣会花的人，那些被誉为“大款”和“大腕”的人；而那些埋头苦干、默默无闻的人，就很少有人理睬了，至多有人念叨一句：此人就像头老牛似的。言外之意，是没有什么大出息。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千千万万个平凡的人去完成，其中固然不乏翻江倒海、改天换地的壮举和力挽狂澜、叱咤风云的人物(这样的人当然是需要的，也值得尊敬)；然而更多见的往往是凡人小事。比如到深山野岭去勘探，到800米深处去挖煤，在风雪严寒中伐木，在热浪滚滚的平炉前炼钢，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去种田，在实验室内观察试剂的变化……等等。我这个人经历不多，见识不广，与“大人物”很少共事，因而对他们相知甚少；但对那些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耕耘的“老黄牛”们，却更多一份尊敬和爱戴。因为他们奉献的很多，索取的很少；报纸上无名，屏幕上无影，电台上无声，而却心安理得，一如既往地为所从事的平凡事业“献罢青春献终身，献罢终身献儿孙”。这样的人正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吃下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这种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也就是“老黄牛精神”，在物欲横流、许多人都在“一切向钱看”的今天，是应该大加颂扬和提倡的。在某些时尚人物眼里，这可能又是迂腐之论，而我却一直抱着这个死理不放，可谓顽固不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