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平
中国的学术研究队伍,大体可分为两派：学院派与编辑派。前者以专精见长,后者以博众著称,两者互补共进,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当然,这也并非绝对的,学院派也有以博众名世者,编辑派也有因专精为世人称道者,那是因人而异的个性的一面。而我所说的乃是更注重于职业特征对于学术研究影响的共性的一面。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学报》资深编审张兵先生
两者兼而有之,然而他自己却承认自己是后一派。事实上,张兵先生早己成为这支队伍中的一位杰出的代表。这可能也与他的多播种、广收获有关,而这研究成果的面广量重在很大程度上是编辑工作对于编辑者知识结构宽泛要求的结果。今喜读张兵先生73万余字的皇皇巨著《张兵小说论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5月版）,则有点形散神聚的感觉。他视野开阔,然而其研究却主要集中于小说（当然还有词和戏曲等）,且有相当的深度,有不少的发现和新见,又让人感到他实是一位学院式的专家。
读《张兵小说论集》另一突出的感受是这位中年小说研究专家身上洋溢着浓郁的平民文化精神,显示出少年经历对他以后学术研究方向与学术个性的影响。就他研究对象的范围而言,以小说（话本、武侠小说最多）为主体，以词和戏曲为两翼,而这三者皆不出“平民化的文学”。从理论上说,张兵先生对平民文学的情有独钟源于他对列宁“两种文化”学说的独特体认。而再深究他何以对这“两种文化”学说如此厚爱,又自然发现平民出身与平民文化对青少年时代的他自然浸润的结果,这使得他从小喜欢平民文化,喜欢小说、戏曲,从而当他步入学人行伍时,顺理成章地选择了研究小说等平民化的文学。接触过张兵先生的师长、学生与同仁都为他的平易、真诚、朴实、热情、侠义的为人所感染。他是一位受大都市重利风气渗染最少而劳动者优秀品质保持最浓的一位学者。这种求真的平实风格也构成他的平实、真诚、以求真为生命的学术品格。张兵先生的文字流美但吐言平实，有一不说二，实实在在，探讨问题求实不求奇,求真求新不追风。譬如探讨武侠小说的起源,他先将前人的主要观点一一列出,尔后确立评判标准,再一一分析,一一否定,最后提出自己的观点,进而证实作为其论证武侠小说起源的最直接的证据《燕丹子》产生的时间,随即得出武侠小说产生于东汉末年的结论。这一结论并不新奇,但让人感受到平实可靠。
在《张兵小说论集》中还洋溢着另一鲜活的学术文化特性,那便是以人性的关怀为核心的人本文化和以创新为使命且格外重视思维逻辑的偏好。而这文化个性在复旦中文系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学习过的人都晓得它的渊源,晓得其源于朱东润先生———章培恒先生以来所形成的复旦文化传承。特别是章培恒先生的人品学品给予张兵先生的影响更是随处可见。譬如在《金瓶梅》的文化研究中,张兵先生提出的“人欲说”,无论以哲学的方法研究文学,还是从人性的角度观照、剖析被研究对象都可以发现章培恒先生在某一段时间研究的方法、视角与思路的影子。在我与张兵先生的接触中,也深深地感受到他所思所行所言总有一种无形的灵影与其个性暗暗配合。我感觉到他虽然没有像我们一样再入章先生教门苦读博士,然而他似乎一直就在那个门里,因为他是章先生许多文章的最早读者,这正是他得天独厚并引以为幸的地方。由于职业的缘故,他对复旦的文化传承体验很深,并在日积月累的潜移默化中使他走上了学术的专精之路。青少年时代所形成的对平民文化的情有独钟使他的研究重点落脚在关注于平民文学———小说文体,而文学编辑的身份又铸就了他知识的博众。这种专注小说又博及哲学、历史、思想、文化,又促成了他的小说研究以文化为主线的体系化：话本小说、章回小说和文言小说的三大体系和关注文化的视角。而这三大体系和关注文化的视角最终驱使他的学术研究迈向文化小说史的领域。
张兵先生是个手不释卷的读书狂。勤奋造就了他的聪明,而聪明又铸就了他的学术成就。不错,他是位多产学者，文章遍天下,著作等齐身。但是人们往往有一种聪明的误解———将多产与粗疏轻易地扭结在一起（多产是有粗疏的可能,但也有勤奋浇灌、深入下去越挖宝藏越多的可能性并存），所以有人开玩笑说他“杂而不精”,其实这是一种不甚准确的看法。诚然,就复旦眼下从事小说研究的学者而言,章先生的议论一旦抛向社会,犹如飞石击浪,在学人中产生不小的震撼,随声者、争鸣者骤起。黄霖先生得其师章先生衣钵,又独有所善,长于从考证辨源做起,文章一发出,令人惊悸、关注、冥思。张兵先生与章、黄两位老师相比,虽冲击力略弱，然多产的数量中也不时闪烁着异样的智慧火花,集中起来,也不乏簇彩束光。就我所知,他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自有建树和特色。其一,首倡“准话本”的概念。在探讨话本小说的产生时,发现一些文言小说与话本小说在内容上的紧密联系,并将这类文言小说称为“准话本”。其二,在武侠小说发端研究上的一家之言。张兵先生在先秦说、两汉说、六朝说、唐代说之外,提出武侠小说源于东汉末年的《燕丹子》的新观点。其三,关于佛教对于中国小说发展意义的阐释，张兵先生从晋代小说《赵泰》中的地狱描写入手,探讨其佛教的渊源,阐述了佛教对中国小说发展的三大影响。佛教对中国小说发展的影响,虽有人提及过,但张兵先生的研究从一部作品说起，深切可靠,并进而贯通中国小说史,扩展思路提出了撰写《中国佛教小说史》、《中国小说思想史》的课题计划。其四，将武侠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与当代读者的心理需求相结合,探讨武侠小说广泛传播的文化原因。其五，在《金瓶梅》研究中,最早倡导系统的“人欲说”或称“情欲表现说”,等等。
张兵先生的研究是专而精的,旁骛而专一,有编辑派的视界,更有学院派之专深。扎根泥土,别树一帜而自成体系。在中国的小说研究的学术史上,张兵先生必定会占据其应有的地位。
